中国大运河河道变迁基本脉络及历史作用

从春秋至当代,运河河道变迁超过2500余年,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为战争需要而开凿的长江中下游区间运河及沟通长江-淮河水系的运河,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以后为维护统治阶级政权运转而开凿的沟通长江-珠江水系、沟通黄河-海河水系的运河开凿以及疏浚以往运河,隋唐宋时期全国东西大运河体系形成,元明清时期全国南北大运河体系形成,民国时期全国运河衰落,新中国成立后至今运河的复兴等几个历史阶段。大运河河道已是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见证,所以在保护传承利用过程中首先要保护好大运河河道。     

世界文化遗产点:清口枢纽述略

清口枢纽是明、清两代采取"束水攻沙,蓄清刷黄"之策,以实现"治河保运"目的而建成的大型综合性水利枢纽。中国大运河为线型世界文化遗产,清口枢纽是其沿线重要遗产区,其核心区域码头镇以码头三闸为中心的里运河水利水运工程遗产,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引淮和御黄文化遗产是其若干子项。明中晚期具有防洪、挡沙和引水功能的清口枢纽格局初步形成,明末清初U型总体结构建成,发挥了刷黄济运功能。黄河北徙,漕改海后,运行400多年的清口枢纽功能逐渐丧失。新中国建立后,清口枢纽调整淮河、运河关系的功能被异址新建的淮阴枢纽替代,原枢纽工程大部分有遗迹可寻。     

后申遗时代淮安运河非物质遗产保护与利用

淮安是中国大运河沿线一座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大运河经过多次变迁但从来未绕开淮安,中国大运河淮安段是中国大运河发展的一个缩影。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申遗时代,保护与大运河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重任。以价值判断的方法,对淮安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积极探索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性继承来寻求创新与发展的途径。     

淮安清口水利枢纽的遗产构成及其价值评估

作为大运河沿线重要遗存的清口水利枢纽,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完善和衰落,不仅见证了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留下了丰富多彩、类型多样的历史文化遗产。     

淮安运河文化遗产水利科学价值解读

淮安自古地处淮、泗之交和黄、淮、运交汇处,境内不同历史时期开凿的古运河以及众多的堤坝、水闸等遗迹极其丰富,展示了我国古代运河工程的杰出技术成就,以淮安清口水利枢纽为代表的淮安段运河水利工程技术成就极高,在水利思想及工程技术等方面所体现的科学价值不逊于其人文价值。     

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优势、不足及对策研究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项重大的国家战略,淮安是大运河的起源城市之一和大运河沿线的枢纽城市,在文化带建设中具有底蕴、遗产和先手三大优势。淮安的这些优势和建设经验有利于今后进一步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同时,淮安在建设中也存在着研究力量薄弱、保护和开发力度不够和知名度小等不足。淮安在今后的建设中应该化优势为动力,正视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加强对运河文化的研究、保护开发以及营销推广,全面提升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档次和口碑,打造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样板段和示范段。     

大运河淮安段文化遗产地位解读

淮安拥有大运河的最早航段,是孕育大运河的摇篮,城市曾因运河和漕运而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进程中,一直是重要的漕运枢纽。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淮安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是全国漕运指挥中心,同时也是黄、淮、运河道治理中心、漕粮转输中心、漕船制造中心、淮北盐集散中心,在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地位显赫、价值突出。将淮安运河遗产放在世界运河发展史的角度、放在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审视,其独一无二的价值显得更加清晰和突出。     

“运河之都”淮安与济宁比较研究

淮安和济宁都曾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两市在21世纪初相继打造完成"运河之都"的城市名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两市作为"运河之都"的依据有几个相同点:处于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最高治河机构的常驻地、随大运河的畅通达到鼎盛、拥有大运河上关键性水利枢纽。从与大运河相联系的时间、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城市规模以及境内水利枢纽的重要性几个方面比较的话,淮安优于济宁。     

从漕运与北京的关系看淮安城的历史地位

北京作为封建王朝的都城,其不足的一面就是经济实力的脆弱。北方地区所产的粮食和财富,根本不能满足宫廷皇族、官僚集团、大批驻军及京城居民的消费需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漕运,大运河及其漕运是北京城的生命线。淮安地处苏北偏南,约当大运河中点,在元、明、清大运河漕运中处于枢纽的地位,支运是从淮安仓始,兑运也主要在淮安交兑。明清两代,漕运总督皆驻淮安。可以说,淮安一带的黄河安,则大运河安;淮安一带的运河通,则漕道通;淮安的支运、兑运顺,则漕运顺;淮安仓的漕粮足,则京城粮足;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尽职尽责,则国用无虞。     

大运河沿线城市文缘融通人缘相亲对策研究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是沿线8省(市)和众多名城古镇的共同责任。大运河江南段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运河河道在防洪排涝、输水供水、内河航运、生态景观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必要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为其他河段提供发展建设思路。在明确大运河文化带涵盖城市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与其他河段沿线城市协力激活大运河文明互鉴文化交融的历史传统,借助科技手段、文化手段和政策手段,深入发掘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文化记忆,推动城市间文化、经济、科技和艺术的融合发展,在文缘融通、人缘相亲中实现以文化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     

洪泽湖水志考略

明代,洪泽湖已经初步形成,黄淮运治理中所使用的"束水攻沙,蓄清刷黄"重要理论已经创立使用,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格局基本确立,但关于水深测量和应用的技术资料却难以查找。清代康熙时,水深测量技术被用于清口枢纽治理中。乾隆时正式在洪泽湖和清口水利枢纽区,建立标准水志,并建立水情测报制度。高堰水志是洪泽湖水志的重要见证,可能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实物见证。     

淮安区域文化心理中的优性成分探析

淮安座落于京杭运河沿线,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中,水文化、漕运文化、淮扬美食文化、古镇文化等是淮安地域文化中最为典型的几个方面。这些优秀的文化交相辉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淮安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淮安人坚韧执着、团结协作、机智圆通、和谐统一、儒雅守规、兼容开放等积极向上的区域文化心理特点。     

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考论

麟庆是清代任职时间较长的江南河道总督。时至道光,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和洪泽湖的淤积日益严重,使得黄、淮、运相交的南河一带形成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治理死结。尽管麟庆竭力在实践经验和前人理论之间寻求改良的治河措施,也幸得南河近十年总体安澜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运河治理日益艰涩之衰势。同其前任及后任河督一样,麟庆最终仍因河患突发而被罢官。从家世与生平、任职开归陈许道、十年南河总督、治河著述、赋闲半亩园等角度,对麟庆生平行迹特别是治河经历作详细考论。     

运河文化视角下的淮安传统建筑译本探究

2011年开始的运河申遗项目带动了在运河文化中处于转轴地位的淮安运河文化的发展。由于特殊的"南船北马"地理特征,淮安传统建筑反映出运河文化中南北融合的特点。从运河文化视角下发掘淮安传统建筑译本的文化意义,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和解释文本,为运河文化遗产提供外宣支持,这些都需要基于文化翻译的策略原则,将淮安传统建筑译本赋予独特的运河文化意义,促进淮安运河文化的对外传播。     

清代河道总督的职责

清代河道总督,也称总河、河督,于顺治元年（1644年）初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裁撤,是专门负责河务的最高军政长官。清代河道总督的主要职责：一是对运河的管理;二是对黄、淮等自然河道的治理。同时,河道总督也监管地方治安、赈济灾民等,这些职责在清朝初期立足未稳和晚期内忧外患之际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

黄河南侵夺淮后,黄、淮、运在江苏淮安清口一带相互纠结.至清代,这里集中了大量复杂的工程.由此,负责该区的江南河道总督的地位日益凸显.根据清代故宫档案、实录和文集等史料,研究清代江南河道总督地位的变化及其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从而揭示其与清代河务的相关关系.     

“东南天子气”之演生与江南区域政治格局的形成

长江流域一如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然而，自先秦至两汉，中国政治的重心是在黄河流域，但在这一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江南地区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政治势力的演生不断加剧。汉魏之际，随着中原统一王朝的崩溃，江南地区便日益成为传承中原封建文明的正朔所在。着重探寻秦汉四百年间，江南地区政治势力与区域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影响。     

"东南天子气"之演生与江南区域政治格局的形成

长江流域一如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然而,自先秦至两汉,中国政治的重心是在黄河流域,但在这一历史的漫长岁月中,江南地区因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政治势力的演生不断加剧。汉魏之际,随着中原统一王朝的崩溃,江南地区便日益成为传承中原封建文明的正朔所在。着重探寻秦汉四百年间,江南地区政治势力与区域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