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纠纷解决的角度

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定的证明标准,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我国学者对证明标准的讨论已有多年,然而一直缺乏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文章从纠纷解决的角度,结合民事诉讼的目的、减少不合理地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等方面,就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进行了论述.     

略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证据规定》第四条关于特殊侵权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将其一概归纳为证明责任倒置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其中多数规定应该理解为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具体化。对证明责任倒置规则的设置模式,应主要实行法定主义,由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共同作出规定,同时以司法解释进行补充,在没有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由法官依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试论劳动争议处理的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论一人公司人格否认的股东行为要件及其证明

一人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对此不可轻易否定。在诉讼中对一人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应注意正确分配证明责任。一人公司财产混同的证明,需要债权人先举出达到一定证明标准的证据,完成其主观证明责任,然后才可转由股东承担其自证财产独立的客观证明责任。     

论生产安全事故的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

生产安全事故证据对事故调查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但实务中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生产安全事故证据规则,理论上对生产安全事故证据的研究较为薄弱,证明对象模糊、证明标准不清晰的问题较为突出。结合法律实务案例,阐明安全生产事故的证明对象及证明标准,对明确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方向、增强事故证据收集的操作性有积极的意义。     

小谈量刑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我国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为视角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法官在定罪量刑不能独立分离的审判程序中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更有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量刑证据制度需要在独立于定罪程序的量刑程序中构建,充分吸收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同时由于量刑程序同定罪程序诸多差异,相应的其证明规则在许多方面必定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讨和完善。     

网络赌博犯罪的数额认定研究

网络赌博犯罪和传统赌博犯罪相比,在犯罪数额的认定上存在资金流向不确定、数额计算难以精准、数额认定缺乏统一标准、电子证据缺乏稳定性、缺乏可靠的证人证言、认定规则具有局限性等问题。如果按照传统的犯罪证明模式,将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事实上的证明不能,因此需要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认定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浅评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

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被誉为民事诉讼的脊梁。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理论对我国的司法实践的影响极为深远。然而,在现实语境下,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理论并不是完美的,有些观点仍值得我们思考,并加以完善。     

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也是以证据的收集、审查、采纳、排除等问题展开的。刑事证据是否合法、客观、全面直接决定着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定。证据制度包括证人制度、证明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因此,应认真学习和理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要善于运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技术、新措施、新程序来提升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力,从而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实体保障,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但无罪推定原则蕴含的精神、理念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仍然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领域,对于法定量刑情节,控诉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审判机关有量刑调查权.量刑事实具体的证明责任分担中,检察机关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     

民事证明责任倒置形态简析

采用逻辑划分的手段对民事证明责任倒置形态进行分类,可以得到动态与表态、裁量与法定、经验与逻辑的证明责任倒置。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形态构建深化了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研究,并从理论的高度指导证明责任在诉讼实践中的分配和适用。实践证明,责任倒置已由动态到静态、由裁量到法定、由经验到逻辑的司法———立法———司法演进。     

论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文章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主体、内容和程度进行阐释，指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诉讼证明标准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并为建立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提供了几点设想。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的分野为视角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认为证明标准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性标准,凡是强调证明标准客观性方面的观点大多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这两个概念,＂证据标准＂（亦可称为证据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标准,而该法的主旨便是通过细化＂证据标准＂来试图强调＂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尤其是第53条中前两个条件,完全不在＂证明标准＂的含义之内,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仍然被沿用,这样的表述不但在实践中毫无可操作性,而且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僵硬与机械。     

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的分野为视角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认为证明标准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性标准,凡是强调证明标准客观性方面的观点大多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这两个概念,"证据标准"(亦可称为证据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标准,而该法的主旨便是通过细化"证据标准"来试图强调"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尤其是第53条中前两个条件,完全不在"证明标准"的含义之内,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仍然被沿用,这样的表述不但在实践中毫无可操作性,而且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僵硬与机械。     

略论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显得不够明晰,设立具体可行、完整科学的认证规则确有必要。可从完善、增加证据能力的认定规则,缩减证据证明力的认定规则入手,设计和构建民事认证制度,对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大力推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进程。     

论法院在自诉案件中的调查取证权

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自诉人应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被告人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从控审分离原则出发，人民法院不宜承担证明责任。但实践中自诉人无法承担全部证明责任，必须在法院支持下才能完成证明被告人犯罪的任务。作在分析自诉人举证困难的原因后，从诉讼模式及价值观的角度论证了法院在自诉案件中行使取证权的必要性，并建议对法院的取证权进行技术性改造。     

试论"高度盖然性"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关于证明标准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应是辩证统一关系,即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客观真实",而其应达到的最低要求是"法律真实".实际上,我们应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的民事诉讼经验,在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科学的"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并辅之以完善的配套制度.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探析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日益增强，证据 正成我为控辩双方的必争之“地”，证据开示已成为刑事诉讼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对刑事证据开示的概念、实践要求，理论基础，制度设计作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