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河流域水权交易制度建设的思考

黑河流域水资源短缺。为解决上下游分水矛盾,以调水计划取代了历时近300年的均水制,并开始进行水权市场交易。阐述了做好初始水权配置工作的意义,并对黑河流域水权交易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流域生态补偿的宪政分析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流域水环境恶化起到了显著作用,但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从试点情况看,为推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长效化,有必要将该机制的推动主体从行政机关转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为落实宪法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规定,还应补偿为保护流域水环境而遭受损失的上游地区的居民或企业。这就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承担的生态补偿责任,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方政府保护水环境的能力。     

黑河流域生态需水量分析

对黑河流域生态需水量进行了分析 ,并用不同的方法计算了黑河流域的生态需水量。     

基于随机过程的流域水资源利用冲突博弈分析

研究了基于随机过程的有限理性的流域上下游区域水资源利用冲突博弈决策机制.并将博弈人的偏好引入到进化博弈决策机制中,研究了博弈人对策略的偏好程度与进化均衡结果和博弈人行为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只要流域管理机构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奖励和惩罚机制设置合理,有限理性的流域上下游群体能够通过不断地学习、调整策略,达到合作治污的结果.     

赣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及其空间优化研究

基于回顾相关文献并结合江西省流域的具体情况,构建赣江流域各研究区生态补偿标准估测模型。以上述研究结果为核心并运用Arc Gis和Geoda软件对各研究区生态补偿标准进行空间自相关性和热点分析,以此作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空间优化的依据,以期为赣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一定的贡献。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的选择行为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在得到农民群体经济行为上的响应后才能获得预期收效。目前农民群体的具有经济合理性的行为与政府的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尚存在逆向选择问题。现有的农地产权是约束农民经济行为,使之难以对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响应的根本性制度安排。新农村建设预期效果的获得,最终将取决于现行农地产权制度能否发生变迁。     

生态补偿收益分配方法理论探讨

生态补偿收益分配通常指向区域/流域生态保护付出方支付现金或给予实物奖励,用于资助其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行为付出。生态补偿的收益分配方法已被学术界广泛研究。生态补偿项目资助执行期长,中期运行管理费用高,保护成果难以体现生态保护投入者的直接付出。在生态补偿实施的关键阶段,移动支付作为便捷的支付手段,可有效解决收益分配中的不均衡问题。移动支付可与小额信贷、微型保险和援助救济等区域/流域脱贫发展活动相结合,实现多元化支付。对于流动资金转化率高的柬埔寨、中国、坦桑尼亚和菲律宾,移动支付可用于蓄积社会分散资金,便于解决生态保护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与移动支付相结合的收益分配可降低交易成本,满足保护活动中资金的高频交易需求。基于移动支付的生态补偿收益分配方法利于改善支付隐私,提高分配透明度,增强安全性,是实现区域/流域生态补偿行为的有效、公平方法。     

广西九洲江流域生态健康评价

以广西九洲江流域的水域和陆域作为研究对象, 选定水域的生境结构、水生生物、生态压力和陆域的生态格局、生态功能、生态压力共6 类16 项指标, 构建了广西九洲江流域生态健康评价体系, 使用多指标权重法对九洲江流域开展了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结果表明: (1)广西九洲江流域生态健康综合指数为65. 86, 整体生态健康良好; (2)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严重不足, 2005—2015 年, 城镇和农业用水大幅增加, 流域干流生态环境用水量下降了96%, 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 (3)流域内生态保护用地面积占比明显偏低, 禁止开发区和其他生态保护地面积占比仅为2. 63%, 不利于维持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根据评价结果, 建议推进九洲江上中游水库和引水工程建设、 持续开展流域点源/ 面源水污染综合治理, 提高生态保护用地面积占比, 以保障九洲江流域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生态补偿

分析了流域农村面源污染与生态补偿措施之间的关系,利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建立了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的生态补偿模型,并以化肥污染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加大污染治理初期的投入,提高污染初期的治理量是提高污染治理效果的关键,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建立是生态补偿可持续进行的保障.依据模拟结果,提出了流域农村面源污染的治理应打破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单一化补偿,引入多元补偿机制,从而保证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资源产权与制度变迁理论探析——TP模型与ICF曲线

本文以历史为依据、现实作基础,通过构建TP模型分析资源产权结构,并引入ICF曲线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以期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探析提供崭新的思路和方法,认为：资源产权是由公有产权、共有产权、私有产权组成的有机体;产权本质上是制度安排,制度本质上是能量载体;产权制度变迁是生产力水平由制度低能级状态向制度高能级状态跃迁和转化的动态过程,而在跃迁和转化过程中遵循能量守衡定律。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巢湖流域生态风险分析

测度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特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风险应急制度,是合理保护流域生态的重要环节.通过解译2000～2020年巢湖流域Landsat影像,在统计景观结构和景观指数变化的基础上,构建生态风险模型,分析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巢湖流域景观结构变化总体表现为"一增、一减、四稳定",即建设用地面积增...     

基于PSR框架的漓江流域生态健康评价

结合国内外流域生态健康研究,基于PSR框架建立了漓江流域的生态健康评价框架。运用纵向拉开档次法对比分析了2006-2011年流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压力指数（P）由0．17上升至5．39,状态指数（S）由0．83下降为0．43,响应指数（R）在0．33～1．11之间波动,表明近年来漓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呈不断下滑趋势,这主要是随着社会发展施加给生态系统的压力不断增加,同时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响应措施相对不足而造成的。尽管这两年来下降的速度变缓,但目前的压力对生态环境状态的冲击仍较大,还需进一步加大改善生态环境的投入力度,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对城市拆迁的法律思考

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房屋拆迁涉及拆迁方、被拆迁方和政府三方,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拆迁行为应该定性为行政行为。目前有关法律和政府规章存在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和拆迁补偿制度不公平等问题。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     

对城市拆迁的法律思考

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房屋拆迁涉及拆迁方、被拆迁方和政府三方,其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拆迁行为应该定性为行政行为.目前有关法律和政府规章存在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和拆迁补偿制度不公平等问题.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     

车木河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初探

首先介绍了车木河水源保护区的基本情况和对水源保护区进行生态补偿的必要性,继而对水资源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了在车木河水源保护区内建立内部补偿、外部补偿和代际补偿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对于解决车木河水源保护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对失信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失信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导致失信行为产生和蔓延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产权不明晰以及失信所得的收益大于其成本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要控制失信行为必须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畅通信息的传递渠道,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晰产权和建立全社会的信用管理体系,使信用的收益和欺诈的成本相对称.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探究

近年来我国矿产资源的开采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对于如何减少和遏制矿产资源开采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建立完善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便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基础。构建矿产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关键是要利于区际公平发展的原则以及"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其需要着力解决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补偿方式三个基本问题。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并行:生态物权是物权的新发展

现行物权法是立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产物,在强调生态文明的当下,对原有规则进行必要的变通是难以阻挡的趋势。生态物权是设立在生态物之上的一种新型他物权,是以对生态物的生态价值的归属与利用为中心,其能与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恰于他物权体系。生态物权的构建不仅不会颠覆现行物权理论,还能破解当前公权力解决环境问题时的局限,也是对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一种丰富和尝试。如此制度安排,有利于排污权、生态补偿等制度在各自应有领域发挥其应有作用。     

西藏矿业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

通过构建利益冲突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相关变量和数据,对西藏矿业资源与生态补偿中的利益冲突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利益冲突解决系数。研究发现:决策透明度与人均公共服务投资额对矿业企业与当地居民利益冲突产生显著影响。政府在决策透明度上应采取长期政策。人均公共服务投资额对利益冲突解决系数短期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从长期看会产生负效应。在西藏矿业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波及效应,但从长期看矿业企业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也存在自我调节愿望。人均公共服务投资额是影响西藏矿业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中利益冲突的解决系数的主要原因,这也是西藏矿业资源开发与生态补偿中矿业企业与当地居民利益冲突的根源。提出了利益冲突协调的具体建议。     

自然景区生态补偿相关利益主体博弈分析——基于福建永泰青云山景区实地调查

基于福建省永泰青云山自然生态景区的实地调研,运用博弈论、外部性理论、公共资源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理论方法,对青云山景区生态补偿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提出:景区经营企业、青云山居民和永泰政府是景区生态补偿的三大利益主体,经由三种生态补偿模式的比较,永泰政府应对青云山景区环境保护进行监督,并实施奖惩机制,青云山景区经营企业应对当地居民进行生态补偿,使当地居民愿意主动保护青云山景区环境,促进青云山景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