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探讨

严格责任是融实体的推定犯意与程序的举证责任倒置于一体的归责原则,既包括实体性规定又包括程序性规定,其本质为一种推定过错责任.笔者分析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责任即相对严格责任,与我国刑法中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并不排斥,符合刑法机能二元论的原理,能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举证责任制度所容许,值得我国借鉴.认为在我国当前的社会形势下,应该对刑法分则中的持有型犯罪和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     

论贿赂犯罪对象的本质和表现形式——以罪刑法定原则和客观解释论为核心展开

正确厘清贿赂犯罪的对象对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贿赂犯罪须臾离不开贿赂本身.我国刑法中关于贿赂的对象规定为"财物"不能够有效打击司法实践中手段日益多样化的贿赂犯罪行为.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下,我们应当遵循客观解释论的基本原理,解释贿赂即"财物"的基本含义.     

浅议醉酒犯罪形成原因及责任认定

我国有关醉酒的人犯罪的规定体现在,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我国有关醉酒的规定显得过为简单.本文拟就醉酒的类型及其刑事责任的认定做简要论述,并对我国立法申有关醉酒人犯罪所需完善之处提自己的建议.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简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和把握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以正确适用法律,有效惩治犯罪,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必须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笔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相关法学理论,试作如下阐述.     

论我国制裁海盗犯罪的立法完善

文章运用刑法理论,从界定国际犯罪的内涵出发,阐释了国际法上海盗犯罪的行为特征.为有效行使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从法律价值层面上分析了制裁海盗犯罪国内立法的必要性及其内在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刑法应当与国际刑法全面衔接,并提出应根据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国际罪行,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新罪名,建立一个完整的惩治国际犯罪的国内法律体系.     

刑法中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说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犯罪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所造成的危害.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刑法就没有必要把它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某种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不认为是犯罪.由此可见,没有社会危害性,就没有犯罪;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相当的程度,也不构成犯罪.因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质和量的统一.     

小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为了加强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也为了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条约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罪的构成要件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受贿犯罪,该次修订是对中国刑法贿赂犯罪体系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补充.     

刑事既判力在我国刑法中的重构

刑事既判力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以诉讼效率和人权保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各国刑法对刑事既判力采用分离或相关两种不同的原则，反映出立法者的不同价值取向，建议在立法中采用有限制的相关原则，对我国刑法第12条第2款作出重构。     

排除犯罪性行为与犯罪构成关系之探讨

现行刑法体系中排除犯罪性行为与犯罪构成相分离的关系并不合理.考虑到我国犯罪构成实质性的特点和刑事诉讼的要求,认为必须将排除犯罪性行为作为消极构成要件纳入到犯罪构成中来.     

受贿罪的经济学分析

受贿罪已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公共权力的滥用紧密相关.文中拟从理性犯罪决策的成本与收益模型入手,研究受贿罪的产生机理,提出如下对策:应控制或减少犯罪收益,增大犯罪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惩罚成本,从而最终预防和减少受贿犯罪.     

浅析军人违反职责罪的主体问题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已实施了1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的内容作为独立的一章纳入其中,为司法机关及时有力地惩治军人违反职责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军人违反职责罪有它的特殊性,在解决实践问题的同时逐渐暴露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刑罚体系等方面.本文主要对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犯罪主体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与分析,希望为军人犯罪的立法完善尽一点绵薄之力.     

刑法应该理性回应"风险社会"

我国刑法学界在探讨"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时,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的范畴,扩大了"风险"的范围.那种单纯地认为刑法针对上述社会问题应该加强犯罪化、扩大危险犯、增加行政犯的主张在当前是不合适的.刑法应该保持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任意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应该充分发挥其他社会规范的调节功能,使之与刑法规范一道,共同保障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     

对取消侵犯著作权犯罪营利性要件的分析

我国<刑法>第217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侵犯著作权犯罪将"以营利为目的"作为必要要件.     

浅议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司法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目前刑法所约束和规范的主体型受贿犯罪,随着近几年这种犯罪形式的日益普及,司法工作者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文章主要讨论了利用影响力受贿本罪与非本罪之间的区别形式,为受贿罪犯罪主体范围问题以及司法实践中立法限制造成的问题提出了可行性措施.     

侵犯虚拟财产犯罪的刑法回应模式

虚拟财产是伴随网络的出现而产生的概念.由于虚拟财产本身的特殊性及其法律性质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仍存在争议,因而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本文对虚拟财产的定义、特征及财产属性进行了论证分析,并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刑法规制的具体做法进行考察和比较研究,探究我国对侵犯虚拟财产犯罪的刑法回应模式,确立对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体系.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

作为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明确性原则是现代刑法实现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域外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而衍生的明确性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下有其独特的运作程式与机能,不能直接作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内涵.基于对域外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刑法明确性路径的考察来思考明确性原则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进路:在肯定并完善刑法有权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以判例模式为范本的刑事司法审判规则指导制度.     

实行行为研究与中国刑法罪状的完善

刑法分则法条之中罪状所规定的行为是实行行为,罪状中不应该规定预备行为。实行行为是行为人发出的侵犯法益的行为,在罪状中不能也不应出现行为人以外的第三人行为。刑事立法在设置罪状时应尽量使用叙明罪状,少用甚至不用简单罪状,对犯罪的实行行为描述要完整,特别是要把犯罪的本质特征明确地规定出来,明确犯罪实行行为的内在构造。以往中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从未探讨过不作为之作为义务设置的合理性问题,其合理的标准应遵照基本法理。呼吁立法机关重视罪状并使之日趋完善。     

严查行贿犯罪之实体进路

行贿直接诱发受贿,是腐败产生的温床,严查行贿犯罪是当前我国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从实体法上解决查处行贿犯罪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刑法本身的社会性、刑事程序的僵化性、配套法律的欠缺性和国际条约的普适性之必然选择.为此,我们应该围绕严查的标准和需求,检视现行实体法存在的诸多不足,在此基础上,从罪与刑两个方面共同着力,既要严密法网,扩大行为犯罪化,加大追诉力度,又要疏缓刑罚,实现犯罪轻刑化,增加侦破几率,以此切实达到严查行贿犯罪之目的.     

现行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范解读

介绍和分析了学界对<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几种不同的理解.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属于牵连犯形态.它属于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特别性规定,对其他类似犯罪行为不具有普遍意义.具体分析了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此款时,正确判断"从一重罪定罪处罚"与"数罪并罚"的情形.     

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立法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进程的速度越来越快,环境问题已变成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然而我国刑法在处罚环境违法行为的作用较为有限,国外早已对环境犯罪危险犯有了比较完备的刑事立法.因此,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形态,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刑事立法和环境刑事司法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