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北洋时期长芦盐务档案资料——《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前言

长芦盐务档案,是历时二百年、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既有档案的权威性,又有文物的珍贵性的档案。《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选编了从民国元年到九年的部分长芦盐务档案,涉及到长芦盐业经营、盐务法规、盐税征收、盐政管理、盐务缉私、盐业人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档案选编力求资料的系绕f生与完整性的统一,为中国盐业史、中国社会历史等众多领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缉私营编整述论

盐税与田赋一样,为北洋政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北洋政府时期,为当时全国主要产盐区之一的长芦盐区私盐泛滥,严重影响官引销售.为了保证盐税收入、遏制私盐,北洋政府多管齐下,其中最为倚重的是扩编晚清时期建立的长芦缉私营,进行武力禁私.盐务缉私为“盐政”五政之一.令人惋惜的是,截止目前,学术界对缉私武装的专门研究仍为空白.本文挖掘利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档案,爬梳整理出了长芦缉私营的扩编历程.该营的前身是光绪三十年成立的长芦盐巡营.北洋政府时期屡经扩编,由晚清时期单一步兵兵种的武装组织逐步扩展到拥有步兵、骑兵、巡河、巡海炮船兵等兵种的完备建制武装.其形式上仿照清末陆军军制组建,但就其职责而言,则属于警察性质,是现代缉私警察的雏形.     

清前中期云南盐税的定额、实征与奏销

云南是清代主要盐产区之一,盐税对云南财政至关重要。以往研究清代云南盐税多以定额盐课银为主要数据,然定额与实征往往脱节。本文在梳理清前中期云南盐政演变的基础上,借助奏销数据复原实征盐课银数量,分析其变化趋势和原因。研究认为,清中期的云南盐政主要对产销关系的调整,其本质上仍是对雍正初年确立的制度体系的调适和完善,以保障盐税按时、足额征收。盐税是云南财政的重要来源,主要用于军费开支。实征盐税虽然围绕定额上下波动,但有自身的变化特征。它既因盐政而变,也受矿业生产规律的制约。     

民国初年四川盐税改革风波

一、民国元年的盐税改革 盐税是历代统治者重要的财政收入,清末宣统时期(1909—1911年),盐税岁收银630万余两,跃居田赋之上。其时盐税大约分引、票两类。引盐水运,盐税较高,票盐陆运,票厘较轻,引税征银,票厘征钱。1912年民国建立,四川军政府盐政部长邓孝可,认为食盐为民生日用之需,不应征以重税,旧盐法系帝制产物,不能再行沿用,于是改革盐法,废除了自清代雍正九年(1731年)以来,实行的引岸制和票盐制。对盐     

元代福建之盐政

元代福建盐政机构复杂、管理混乱较它省为甚,至大四年后盐政主管机关才趋于稳定,由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统领。盐课从至大四年到至正三年一直为13万引,至正三年后减为10万引;盐价钞自延祐元年定为3锭后,至元末未变。元初至延祐元年,福建食盐由客商购买盐引赴盐场支盐,再到各处贩卖;延祐元年至元末,上四路建宁、邵武、延平、汀州仍由客商兴贩,下四路福州、泉州、漳州、兴化实行椿配法,强制计口买盐。高额的盐课、高昂的盐价、"两法"长期并存,加上地理环境的制约,致使元代福建盐政弊端丛生、私盐泛滥、民不聊生,虽几经改革,未有明显成效。     

政府、商人与民众——试论陶澍淮北票盐改革

盐政的核心是税收,其关键是征收盐税。改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其实质是寻找 政府、纳税商人和消费民众之间的利益"均衡点"。至陶澍改革前,两淮盐政日暮途穷,政府盐课无 着,商人纷纷困乏倒闭,民众违法食私,三者利益均受损害。陶澍改革,通过调整这三者之间的利益 分配格局,使得此次改革获得巨大成功。     

方维甸与陕西盐制改革

方维甸 ,字南耦 ,号保岩 ,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年 )进士 ,授吏部主事 ,后迁御史 ,累擢太常寺少卿 ,授长芦盐政 ;嘉庆五年 (１８００年 ) ,方维甸任山东按察使 ,迁河南布政使 ,相继调任陕西巡抚和闽浙总督 ;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年 ) ,召授军机大臣。乾隆六十年 (１７９５年 )四月 ,方维甸出任长芦盐政。长芦本为沧州旧治 ,是河北盐产总汇之处 ,清政府设转运司驻天津。该盐产地 ,滨海环居 ,盐源丰厚。然而 ,方维甸任长芦盐政时 ,正值芦盐积疲 ,盐引滞销 ,盐商资本周转缓慢 ,利息负担加重 ,因此商累不堪 ,正课大量亏欠 ;而依靠…     

试论清代两淮盐政中的法律体系

本文论述了两淮盐政中法律体系的特点,简要介绍了几种主要法律的内容.其中《吏部处分例》涉及的对象是各种盐务官员;《户部盐法》中既有对盐务官员的考成,又有产盐、销盐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规则,还规定了两淮海盐的销售引地、每引重量、征课银数、行盐方式;《私盐罪名》主要内容为禁贩私盐;《保甲法》则是为了强化对灶民的控制.此外,还对清代两淮盐政中法律体系予以评价.     

日本侵华时期的长芦盐区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长芦盐务,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控制、霸占、掠夺长芦盐业资源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最凶恶的角色。 一 长芦盐区为我国北方四大海盐产区之一。据清末民初统计,当时的年产盐量约为650万担,占全国产盐量的12％左右。1914年,全国的盐税预算,占全国税收的24％,而长芦盐税就占全国盐税实收数额的24％。长芦盐区丰富     

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缉私营领导指挥体制述论

长芦缉私营为长芦盐区专门负责查缉私盐、维护芦盐产销、保护长芦盐税收入的武装组织。它组建于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得到扩编整编。规模逐渐扩大,各种营制逐步建立健全。其中,其领导指挥体制的发展更显示了其时代特征。该项体制分为上级领导体制和内部指挥系统两种。其上级领导体制在晚清时期实行长芦盐运使一元负责制。到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令北洋当局组建的盐务稽核总所和长芦盐务稽核分所介入长芦盐政的管理,长芦缉私营的上级领导体制由一元领导走向盐务稽核所及长芦运使二元领导制。该营的内部指挥系统主要由缉私统领、管带、队官、队长构成。随着北洋军阀势力的消长,长芦缉私统领也频繁更迭,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牵輓不易”：清中期解盐运销自由化探析

清初,解池施行“畦归商种”后,成为恢复和发展较快的产盐地之一。由于清政府的加引增课和管理腐败,又导致了解盐经营的周期性危机。在解盐经营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下,“课归地丁”改革被提上了日程。但是,这次解盐运销的全面自由化,未能达到盐政目标的长期均衡,尤其是未能实现“裕课”和“杜私”之目标,清政府在嘉庆十一年（1806）又恢复了专商运销制。很明显,盐业制度变迁的深层原因最终是基于清政府的现实利益,而非“恤商”和“利民”。     

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盐业作为支撑四川经济的重要产业,盐政的优劣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道光、咸丰以来,四川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税课亏损,积弊重重。作为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之一的丁宝桢,在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后,针对川省当时的盐政积弊,深入调查官场民情,在任其间,雷厉风行地在四川推行盐政改革,实行官运商销制度,成效显著,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新求实精神,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官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长芦盐业与天津的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

本文从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长芦盐业对天津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政治上,长芦盐在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长芦盐管理机构与中央政府关系特殊,其移到天津后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进一步沟通了天津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清末成为构筑北洋军阀崛起和北洋政府的基础;另外,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参与修筑城墙、桥梁、街道、花园和寺庙,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上,盐业不仅是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的产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并从增强天津的吸辐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等角度,说明长芦盐业对天津工商业城市与经济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最后,简单概述了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关系,认为盐业管理者、盐商与中央政府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性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和控制力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也许就是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特征。     

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

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长芦盐业的管理机构陆续移驻天津,天津俨然成为长芦盐区的管理中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长芦盐业的发展,也给官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天津地方的重视和关注。随着天津的兴旺发达,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跃了天津,促进了天津城市的繁荣发展,给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明万历以来,由盐官奏请或倡捐修葺,芦商出资或捐地兴建的运学、府学、县学、书院、义塾及新式家塾、学堂、学校星罗棋布、举不胜举,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长芦盐路与天津城市早期商业网络的形成

盐业是政府控制下的经济活动。政府动员社会资源对盐路的开拓,也为民间开展商业活动准备了交通条件。长芦盐路形成于明清时代,《长芦盐法志》的记载较系统,说明那时的盐路运输网十分完备。长芦盐路整合了一个覆盖整个直隶和部分河南地区的水路运输网,这个运输网在天津开埠以后大放光彩,即使在铁路网形成后,依然承担着很大的运输量,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交通条件之一。     

清代两淮盐官制度

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十分重视对盐政的管理和吏治的考察。两淮盐税占当时税收的四分之一,因此对盐官的职责、选拔和任用、监督和考核、奖励和惩处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