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思考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以前理论界一直偏向从刑事诉讼角度研究,从民事诉讼角度对该规则研究的论述偏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代表着诉讼文明的大趋势,其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正式确立将成为一种必然。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梳理,并对我国如何民事诉讼中建构该制度提出了建议。     

非法与瑕疵:证据排除的新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该规则同时规定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适用范围、例外及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任何规则,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我国在构建适合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也注重借鉴美国的经验。希望通过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历史、设置理论、适用范围和诸多限制等问题,为读者全面勾勒出该规则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希望我国学术界能正确认识该规则并在未来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体系。     

论行政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通过比较两大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我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建立我国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首先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然后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条款,并采用美国的"绝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非法证据"的范围问题。通过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对于"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得知,规则的目的决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制约侦查权之滥用及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是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和根本价值取向。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对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抉择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的价值权衡问题,更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表现。排除非法证据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追求程序正义,维护司法公正。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面对这一不系统、不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又未予以严格遵守,也难以操作,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绝,冤假错案不断滋生。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适应刑事诉讼发展趋势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情形,但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程序性构建,以使其在行政诉讼中有效实施.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立法乃至司法之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并非是十分完善的,其缺失和不足仍然是严重的,这反映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滞后性和程序公开的刑事理念根基的薄弱,反映了立法和司法人员在实现真实,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程序正义价值寻求中的两难选择,本文尝试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出建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化进程——以《刑诉》和《规定》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侵犯人权方式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继承《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本文试图在剖析法条的基础上,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彰显其进步意义所在。     

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

非法证据在庭审活动的大量滥用,导致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在司法坏境和法制土壤不具备的情形下,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重重,如何规制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消极态度和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解决滥用非法证据的两大难题。在程序上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上诉制度,能再一定程度上对侦查机关和法院起到纠错的作用,同时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能对取证行为产生威慑力。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程序研究

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和《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为法定依据,在此基础上细化内容,增加例外情形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应为当事人,确定主体只能是法官。请求排除应在审前程序中的证据交换阶段、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官认证阶段,确定排除在判决作出之前。对证据的非法性,由异议方承担证明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文中称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关、范围、具体程序、证明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近年来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案例,该规则的实践效果不彰已成事实。这其中既有来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诉讼模式的障碍,亦有规定本身缺陷、配套措施未得落实的原因,这些都是未来实践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浅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同时人们对法律意识也在同步提升,尤其是对自己权利被侵犯时,更多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证据来源合法与否对造成冤假错案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灵魂,冤假错案不时的出现在人们身边,对人们产生恐惧和不祥的兆头,并进一步吞噬着社会主义司法的公平正义,困扰着司法法官的灵魂。就此本文在我国语境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如何对其进行完善这二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这对于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模糊理论和D-S推理的开箱报警模型与算法

为提高集装箱运输过程中非法开箱自动报警的可靠性,在对集装箱非法开箱报警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箱门传感器、箱内传感器等多源信息的非法开箱报警决策模型,提出了基于证据模糊相似度和证据源先验可靠度修正证据权的改进D S证据融合算法来减少证据冲突,形成了集装箱非法开箱多源信息融合报警系统.实验结果表明,提出的证据融合算法能够有效降低证据冲突系数和合成悖论次数,报警模型具有较好的容错性和适应性.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庭前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庭前会议中存在着多种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符合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相适应.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正和效率的统一,应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调查、排除和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     

刑事诉讼中“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问题初探

为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为更好的保障法律的权威,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出台了《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并于2010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以规范司法、执法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证据的搜集和运用,以保证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本文浅析"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以及"两个证据规定"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证据的客观属性之一,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关于证据关联性的研究着眼于评价证据的真伪及证明能力,英美法系看待证据的关联性则是着眼于证据资格。我国新刑诉法对证据概念进行了新的表述,还应该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证据关联性的涵义,并在司法实践中允许证据被排除方提出异议。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证据的客观属性之一,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关于证据关联性的研究着眼于评价证据的真伪及证明能力,英美法系看待证据的关联性则是着眼于证据资格。我国新刑诉法对证据概念进行了新的表述,还应该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证据关联性的涵义,并在司法实践中允许证据被排除方提出异议。     

浅议台湾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法则——以自白任意性法则为视角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大陆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但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不一定意味着司法实践中违法证据排除的改善,本文研究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尤以自白法则的排除为重点,为中国大陆"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提供建议,并为中国大陆建立自白任意性原则提出几点思考。     

正确理解与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也是以证据的收集、审查、采纳、排除等问题展开的。刑事证据是否合法、客观、全面直接决定着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认定。证据制度包括证人制度、证明责任、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因此,应认真学习和理解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制度,要善于运用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技术、新措施、新程序来提升侦查、检察、审判工作能力,从而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实体保障,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