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实质解释

基于刑事政策考虑增设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恐有实际扩大处罚范围之虞。站在刑法的实质主义立场,从利益衡量、行为可罚性及刑法谦抑性三个角度考虑,宜提倡在司法实践中审查涉案行政责令是否具有正当性。只有正当行政责令履行的义务与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交集才是本罪的作为义务,保证不值得刑事处罚的行为不在犯罪圈之内。     

被害人行为介入与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

分析了关于存在被害人行为介入的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几种代表性观点。认为在危害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的过程中,有介入被害人行为时,应当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同时,需要对实行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实行行为和介入行为对结果的作用力、介入行为的异常性进行具体分析,从整体上把握因果关系本身的相当性。     

关于“吴英案”集资诈骗罪的刑法反思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加艰难。吴英案件最终以集资诈骗罪的认定值得各界反思。吴英案的认定难以产生积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这一案件的处理也反映了刑法对于民间融资的过度"犯罪化",刑法治理融资犯罪"唯赌"理念与"金融本位"主义。刑法应守其谦抑性,对于民间融资保持宽容态度。     

犯罪圈的调整方向: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犯罪圈划定了行为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也划定了国家行使刑事权的范围.犯罪圈的大小体现了刑事法网的严密程度,而其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立法改革的方向.应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动用刑罚的必要性作为确定犯罪圈的根据.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犯罪圈的两个不同的运动方向,非犯罪化是刑法发展的潮流,犯罪化有利于实现刑事法治,但它们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目前我国社会中既存在传统事故型风险,也存在新型技术风险.我国未来的刑法改革应当是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双向并举,但以犯罪化为主,构建"严而不厉"的刑事法网,更好地实现刑法的预防目的.     

浅析我国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缺失的原因

性权利作为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予以平等保护,但我国现行刑法只突出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关于男性尤其成年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刑法上几乎是空白。然而世界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都已就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进行了全面的立法。在目前男性被性侵案件频发、社会危害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文章认为对人生理的固有认识、男权主义惯性思维、男性被性侵的隐性特征等都是导致我国忽视对男性性权利进行刑法保护的重要原因。随社会的进步,以上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推动有关男性性权利保护的刑事立法正当其时。     

侵权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介述

建立在哲学因果关系上的法律因果关系理论长期以来在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有诸多流派,影响最大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法规目的说和可预见理论。侵权法上的原因在国内学界有过行为原因说、过错原因说、违法行为说、加害行为说、侵权行为说等,但加害行为与介入因素作为原因是较全面的观念。在适用因果关系理论解决损害赔偿案件时则要确立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吸收相当因果关系的合理内核,借鉴英美法上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之先后二分方法是有实效的。在认定规则可以采用直接原因规则、相当因果关系规则、推定因果关系规则、法律原因规则,以落实司法客观、公正、高效精神。     

论侵吞脱离持有物

脱离持有物不是抛弃物,所有权人对之仍有所有权。尽管刑法没有明文规定遗失物等脱离持有物可以作为侵占罪之对象,但是由于侵吞上述脱离持有物仍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上述脱离持有物与遗忘物、埋藏物有共同的属性,因而可以认定侵吞脱离持有物也具有刑事侵权的性质,可根据刑法第270条第1款治罪。但是依据该条款治罪虽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却尚显牵强,因而在刑法中应将侵吞脱离持有物的行为独设一个罪名。     

关于“见死不救”行为的定性分析

近年来“见死不救”行为屡屡发生,能否对“见死不救“行为进行立法规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界定了“见死不救”行为在法律上的含义,介绍了国内外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情况,分析了对“见死不救”行为的立法可行性,以及司法实践中对“见死不救”行为的定性问题.认为对具有违法性的“见死不救”行为可以在刑法上进行明确定性,但在司法实践中的定性,应当注意不履行义务的不作为和作为行为之间要有等价性,或者具有一致的可罚性.     

概念解释从属性在非法经营罪中的适用——以迪思公司等删帖案为例

如何限制非法经营罪的“口袋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非法经营罪涉及行为众多，在行为的认定中常常会涉及对相关概念的解释，概念范围的大小与当事人的利益有密切的关联，概念范围的大小也决定了非法经营罪口袋的大小。非法经营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其犯罪的认定从属于行政法上违法性的判断，因此在对相关概念解释时应坚持从属性原则，借助行政法解释相关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非法经营罪的扩张。     

浅析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章节中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也多有发生,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近年来,拐卖妇女儿童罪有犯罪手段以及犯罪地域上的扩大趋势,而对该罪的正确判断与认定,是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关键所在。本文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为着眼点,以司法案例佐证,得出"以出卖为目的"的认定标准。     

次道德现象及其刑事法理依据探析

对于次道德这种新发现的社会现象,社会上有些人对其存在着误解和疑惑。本文认为,实事求是地理性分析这种社会现象的实质、表现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和接受这种社会现象;除此以外,肯定其意义并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法的裁量情节等方面探析其刑事法理依据,这对适度地惩罚违法犯罪行为,弥补刑事立法的不足,并促其进一步完善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案犯立功问题探析

同案犯的立功较之于其他犯罪人的立功更加复杂。同案犯立功行为的社会有益性是认定同案犯立功的实质标准，行为具有刑法意义是认定同案犯立功的法律标准，行为实施于犯罪后是认定同案犯立功的时间标准。对于同案犯的立功，除了应当把握一般标准，还要根据具体个案的情况具体分析。     

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

关于飙车行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主要集中为本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区分,飙车行为构成犯罪的,是定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论处存在争议。对飙车行为如何定罪处罚,还存在一定的法律漏洞。对此,可借鉴港台刑事立法对飙车行为的刑法规制,结合现行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技术加以完善。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司法解释之应然

提出罪刑法原则虽然在我国已经法典化 ,但原有的价值观念还可能以其它方式或途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复活。针对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的冲突 ,认为罪刑法定不包括司法解释 ,且排斥司法解释的变相类推 ,提出应废止刑法司法解释中有关罪刑的解释 ,将司法解释通过立法上升为行为立法解释或吸纳入法 ,并加强立法解释和补充立法     

空白罪状视域下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研析

2019年7月,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最新的司法解释正式开始实施,该司法解释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说明,但关于"违反规定"这一空白罪状范围的解释却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具有行政犯属性,需要以行政规范为判断前提,为了避免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趋势的扩张,或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应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发挥空白罪状的界分功能,通过对空白罪状中行政规范的合理界定,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系,做出实质性的刑事违法判断,进而在法秩序统一的前提下,保持刑法独立性。     

法秩序统一性下暴力袭警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公布和实施,对暴力袭警行为设定单独规范来进行规制。“暴力”释义的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部分非理性裁判。借助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将袭警罪中“暴力”内涵修正为“狭义的暴力”,采用质量结合说区分一般违法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对暴力程度较轻且不存在阻碍执行公务风险的行为合理出罪。此外,对人民警察的解释应采用区分说,其执行职务的时间和合法性判断也宜做出相应限制。     

论对入户盗窃之“户”的认定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只要实施了入户盗窃行为即可成立盗窃罪.对于在前店后房、商住两用房、沿街房等特殊场所内实施的盗窃行为,不宜使用单一标准来认定其入户盗窃性质,需结合具体场所中经营与生活区域的隔断情况和营业时间以及行为人对"户"的主观认知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论刑法的德性

刑法调整的是对一个社会既定秩序和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的严重不协调或对主流道德的严重反叛的行为，因此，刑法必须体现和维护一定的道德原则。首先，刑法要体现人性基础和人道主义关怀；其次，刑法要具有公正性；第三，刑法要讲求节俭性。     

我国刑事司法中关于形式主义的反思——关于曹天案的法律思考

针对曹天案在社会中产生的各种观点,打破在单一体系内分析的传统方法,转而从形式主义法律观、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法律评价与社会评价等三个方面对该案揭示出的我国刑事司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行了反思。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若干问题思考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已成为最常发的金融犯罪。其频发原因与银行发卡审核不严和司法机关以透支款经催收后不能按时归还的客观结果归罪,机械地对照司法解释规定的"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情形,没有认真地考察持卡人主观上是否真正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关。因此,立法机关可以审慎考虑将恶意透支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必要性,探索出罪的可能性。司法机关在适用该条文时要对"发卡行两次催收"、"非法占有目的"、"恶意透支数额的认定"等构成要件进行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