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政治课如何培养学生的人格

高中时期是青少年身心成长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形成独立人格、初步认识自我的关键时期。一个人的成熟并不仅限于身体的成长,还包括心理的成熟,而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就是拥有健康和独立的人格。本文讨论了高中政治课培养学生健康人格的重要意义,就如何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从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述。     

威权人格的起源与演变——一个社会演化论的解释

威权人格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和群体文化特征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均不同程度存在。从社会演化论视角看，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威胁—安全感决定了不同个体在威权人格—个人自由至上主义两极之间所处的位置，也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威权行为和文化的整体水平，而一个社会的威权人格—自由主义的整体水平则会影响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威胁—安全感同样是激发威权人格由潜在的心理动机变为实际行为的触发器，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等外部环境与个体内在威权人格之间的互动也经由此动力机制得以实现。威权人格作为一种人类长期演化而来的心理特质在本质上是稳定的，但其外在表现形式则受到制度和文化的约束，而制度和文化则彼此影响。     

人格物的认定与类型化分析

人格物是指与人格利益紧密相连,体现人的深厚情感与意志,其毁损、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特定物。判断一物是否为人格物可以通过时间因素,物之来源,珍稀程度,物之用途或物之价值内涵来判断,其典型形态包括源自生命周期仪式的物品,代表荣誉的物品,身体物质,蕴含情感的物品。     

谈语文教学中人格塑造功能

人格是一个人的行为风格,思维方式,心理观念和概念的综合体现。只有性格良好的学生才能享受学习和生活,从而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中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观点的概念和学生对生活的世界观已经开始发展,并且可以在各种情况下保持个体独立的认知结果,教师必须充分规划高尚而坚实的人格,并运用不同的实践活动和课程内容来教他们建立一定的责任感,同时正确认识自己。     

新课改背景下学习活动的经验本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视角

如何突破主知主义与行动主义二元论的桎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当前学校教育面临的发展困境。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探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内涵,明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经验与认识之间的关系,能够厘清两种经验的3个认识误区。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学习活动经验的双重性、发展性、间接性和相对性等本质特征,总结出促进教学的3条策略:以马克思主义教学论为指导,保持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性;打破二元论,促进两种经验的相互转化;认识教学活动的独特性,实现个体经验和人类经验的融合。     

《民法典》“人-物”对立逻辑的校正——民事权利体系解释的起点

基于人只能是目的的现代伦理观念,解释《民法典》的民事权利体系应坚持维护法律人格概念的纯洁性。然而,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经常相伴而生,同时存在于一个交易的场合,在考虑人格与财产区分的观念时,也要承认这种不同利益相互交织的现实。财产权从来都与人格密切相关,即使法人这种为财产关系而设的拟制主体,也是为了实现人的利益需求而设,而只有生物人的伦理意义即法律人格才是人格和财产区分的真正依据。市场交易不会以"人-物"对立区分的界限去定义所有可能的交易形式,即使是只能作为权利主体的人,也可能产生许多能够交易的内容,例如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符号,即以"物"的观念来看待"人"。同样,物不会真的和"人"脱离,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和人格联系,从而在交易中表现为不像是单纯的客体,即以"人"的观念来看待"物"。     

论道德人格的伦理实体背景及其价值生态

作为个体的人,其本质属性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关系的存在"中,一个有理性的人才会意识和思考自己生命存在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自我和他者寄身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整体与外在于人类同时又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人居条件和物质资料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及其意义。以"自我"为原点的这种真实的"关系的存在",构设了"道德自我"的社会实存及其型塑的伦理实体生态,进而悬设这一伦理实体生态中的"我"的道德人格的价值生态,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共存、身与心和谐共进,以期走出麦金太尔教授所隐忧的"认识论危机",实现现代人生命体认与安顿、道德认知与建构、人性提升与人格完善的伦理学突破。     

积极心理学视域下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探究

大学生处在一生中人格发展的转折关键时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人格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大学生健康人格的主要特征:具备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远大的理想抱负、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我情绪调控能力、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基于此,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需要用积极心理学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辅导,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乐观、感恩、宽容等积极情绪体验,致力于发展大学生的美德和积极潜能,给予他们更多的人文关怀,增强他们的幸福感,真正塑造健全的性格和健康的人格,促进高校大学生更好地生活、学习和发展。     

《论语》友道探析

本文围绕《论语》在探讨朋友交往时对维系个体独立和尊严人格的看重,探讨《论语》中的友道观。从"无友不如己者"出发,梳理子张与子夏对"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这一观点的交锋,阐述择友的标准及良友的特征"忠诚、信实、正直(直爽)、见识广博、怀敬",及以"仁义"为归宿的交友方式。进而分析《论语》关于朋友交往时对人格独立性、个体尊严与灵活性的强调,并针对现代生活择友和朋友相处现状的观察与思考,在吸收《论语》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作者对交友的看法。     

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

近年来,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借助社交媒体得以加速发展。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解释,目前流行的整体主义解释范式存在明显缺陷。本研究从微观的个人层次入手,以中国网民为研究对象,对民众的民族主义态度的形成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认为,尽管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并不能否认存在官方的思想教育或宣传动员的因素,但是从个体的信息接触到其民族主义态度的形成之间,应该存在中介变量,信息通过中介变量的传导之后才最终对个体的民族主义态度产生了影响。这些中介变量有两个: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正是由于这两个变量的中介作用,个体的民族主义态度在同样的信息环境和接触频率下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借助结构方程模型(SEM)的分析,本研究的主张获得了经验数据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作者讨论了民众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外交和国家形象可能造成的影响。     

城市解读--试论城市意象的模糊性及对策

文章就现代城市特色缺乏、意象衰微而提出城市意象模糊性问题,追溯了其理论与３两方面的原因。作者探讨了相关的对策理论及其非决策 之后,就所截取的城市的四个片断进行了对策性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城市意象力作出有益的探索与尝度。     

浅论亭廊架在园林绿地中的应用

探讨了亭、廊、架的作用及设置原则,提出了园林和绿地中应用亭、廊、架时应遵循宜小不宜大、宜散不宜聚、宜藏不宜露等原则,并结合当地特点、周围环境、绿地性质,以期设计出轻巧别致、新颖美观的亭、廊、架。     

加强工程项目中的设计管理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开发商对建筑项目的品质、成本、进度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设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介绍了项目管理中设计管理的概念和任务,分阶段论述了设计管理在工程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设计管理的核心,并指出了一种研究设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的途径。本文最后列举了两个工程实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设计管理的重要性。     

互动效应与互动发生律初探

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对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工程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互动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互动、互动效应、互动发生规律等概念，对互动效应、互动方式和互动发生律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对互动原理在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物混凝土修补接缝

五年多来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安全度很高的军用飞机场的停机坪上,石油基填缝料的破坏和边缘剥落等情况时有发生,对喷气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对原有的损坏进行修补,减慢将来边缘和接缝的破坏,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正确的安装技术制订了设计标准。     

论墙材革新及墙材装备的发展

墙材革新与技术改进的关系；墙材革新现状及市场经济形势；墙材及装备发展思路；加入WTO后对墙材生产及墙材装备行业的影响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对建设工程质量的剖析

本文通过对我市建筑市场状况的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建筑市场管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提高建设工程质量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     

设备使用与维护及维修在成本管理中的重要性

分析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含义,针对设备管理在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从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维修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经济寿命率,从而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浅议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与合同的前期管理

针对合同文件前期准备工作对建设工程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性,通过招标文件对施工项目的造价、质量、工期、安全等管理目标控制的分析,提出了相应控制措施、方法,为建设单位实现工程管理目标工作明确了思路。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y: the fringe around the Australian metropolis in the 1950s

Metropolitan plans were prepared in Australia from 1948 to 1962 for four of its five biggest cities - the state capitals of Sydney, Melbourne, Perth and Adelaide. They contain the first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ir rural-urban fringes. The earliest, that for Sydney, is the most visionary and radical and defined a Green Belt to contain and shape a slowly growing city; to provide amenities and recreation for citydwellers; and to reconstructa countryside ravaged by 'promiscuous urbanisation'. The next two plans for Melbourne and Perth are much more pragmatic, dealing with the organisation of headlong metropolitan expansion with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seen as suburbs-in-waiting within servicing and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e last, that for Adelaide is a mixture of trend planning with strong design themes partly expressed in the fringe. These are forthright exercises in the master-plan mould.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regarding the fringe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the case of Sydney. These show much more complex issues and perceptions arising, particularly regard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re is consequently an absorbing challenge in describing these dynamic images, and also in shaping a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reflect and handle them.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apparent in the metropolitan plans of the 1950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in this reg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