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协调性演化研究

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核心,也是国家主体功能规划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对1982-2013年我国城市城镇人口(含常住人口)、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生产总值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经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型,综合K值法和协调性指数这两种方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三者的协调性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研究表明:1982-2013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平稳增长,城镇化失调逐渐显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交替领先,且两者均滞后于经济城镇化;从空间分布看,各区域城镇化协调性分异明显,协调性呈现西高东低态势,且东北三省城镇化失调现象最为严重。     

城镇密集地区的跨界生态修复行动规划——以江苏省环太湖地区绿色生态空间规划及实施为例

<正>1研究背景1.1环太湖地区背景情况江苏省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面积有10.27万km2,常住人口8029.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8%,拥有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13个,也是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地均密度最高的省份。在改革开放40年间,江苏城镇人口增长了4700多万,增量相当于2016年两个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而在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快速的城镇     

本期聚焦:中国城镇化评价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达51.27%,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数据统计是否规范合理?以及如何平衡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与城镇化质量之间的关系,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我国城镇化水平主要的依据是对城镇人口的统计。但由于城市形态和城市规模分布的无标度性,城镇边界和城镇数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 致力于发展“人的城镇化”

<正>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做了具体部署。该规划最大亮点在于正视传统城镇化路径的不足,致力于发展"人的城镇化"。《规划》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五项目标:一是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二是城镇化     

数据

正3月16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规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1亿     

规划在线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中国城镇化到了转折时期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我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这份报告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了城市经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综合实力、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发展能力等各项因素,提出了实施城市发展战略的总体设想。同时,利用丰富的专家资源,通过多元化背景,采用典型案例,对城市发展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新型城镇化应注重防治“城市病”

城镇化之荣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拉开轰轰烈烈的城镇化高速发展大幕,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从1978年至2013年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亿,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约1555万。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数字看湖南小城镇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建设步伐加快,成效斐然。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年间,湖南城镇人口由767.43万人增至1093.82万人,城镇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重从14.21％升至18.03％,年均递增率为4.53％,城镇化水平在全国排在25位。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湖南城镇人     

精彩建言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新型城镇化应在五方面出"新"中国城镇化被肯定的成就主要在于庞大的规模,以及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及时提供上。以江苏为例,1979年江苏城镇化率只有15.5%,如今城镇化率已达到63%。30多年间增加的城镇人口总量超过4千万,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量的两倍。我们没有像拉美城市化那样产生大量的贫民窟。因此,国际上对于中国城镇化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中国的城镇化要想真正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斯     

省际边缘区小城镇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以山东省定陶县为例

在我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36个百分点高速增长的背后,省际边缘区的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位于边缘区的小城镇,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中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本文在借鉴核心—边缘理论、边缘效应理论和新型城镇化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影响边缘区城镇化增长的动力与路径,解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省际边缘区小城镇发展的关键要素,针对省际边缘区小城镇的主要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以山东省定陶县为研究案例,分析省际边缘区小城镇的城镇化机遇与动力,并以此为基础,从区域一体化、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建设五个方面,提出推进省际边缘区小城镇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路径,以促使其摆脱被边缘化的地位,以期为其他省际边缘区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北京市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

文章首先基于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概念与内涵构建评价指标,在综合测度1990-2008年间北京市各系统的城市化水平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上的耦合容量系数模型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函数,评价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规律和作用机理。评价结果表明:(1)各系统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导向型城市化向经济导向型城市化演变的过程;(2)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彼此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整体水平都较高,且处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并表现出与城市化划分基本一致的阶段性特征;(3)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彼此间的耦合协调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体制改革以及地方政府行为等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就北京市的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建议。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分析与评价可以作为城市规划明晰城市发展阶段和质量、确定城市合理规模、安排规划实施时序、制定对策建议以及检验规划效应的新依据。     

流动人口统计归属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流动人口统计归属背景下城镇化水平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人口流动使得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别比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了4.41和9.59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同时抬高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东部地区省份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城镇化水平比实际水平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在剔除了流动人口的影响以后,最近两次人口普查间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了7.01个百分点,而不是数据显示的12.18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正确归属使得城镇化水平降低了5.17个百分点;跨省流入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出人口在不同的省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民用建筑能耗的宏观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统计年鉴中的能源数据统计,对民用建筑能耗进行了估算,分析了城市宏观影响因素与民用建筑能耗的理论。以广东省城市情况为例,以数据分析了城市常住人口、城市生产力、第三产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等宏观因素与建筑能耗的关系,并对各因素对建筑能耗影响大小进行了排序。     

新时期江苏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趋势研究

以2000年以来江苏人口城市化历程为研究基础,针对其非均衡、不充分、难稳定和质量有待提升的特点,系统分析了江苏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比较,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及预测,以期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基于新标准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演变研究

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反映了城市发育的基本特征,是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基础工作。传统研究多采用户籍城区非农业人口数据,忽视人口流动,存在统计偏差。普查数据中城区人口的统计口径接近城市实体概念,应成为今后判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指标。基于统计口径校正后的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城区人口数据,运用集中度和贡献率分析了2000-2010年我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研究表明:大中小城市人口规模变化不协调,大城市数量少,但规模比重大、增速快、增长贡献率高,中小城市数量众多,但规模比重小、增速相对缓慢、贡献率较低,提高中小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应当成为今后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城市规模等级变化活跃,晋级、晋档城市的城市建设跟进和降档城市的人口收缩问题应当得到关注;分省尺度下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省份城市规模提升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省份,城市政策制定应考虑不同类型省份的城市规模结构特点。     

城镇化的社会效应及城镇化中后期的规划应对

"十四五"时期我国全面进入城镇化发展新阶段——城镇化中后期,宏观发展条件和中微观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发展速度的转变使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的不稳定性增加,人口城镇化将从"变局"转向"稳局"。本文提出,应争取有利时机,系统研究城镇化中后期的发展挑战和应对,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保持社会发展活力,实现增长向发展的转变。具体而言,在发展模式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要尽早完成人口城镇化的动能接续,强化城镇化的社会发展效应,继续带动社会流动。同时,要抓紧中高速增长的发展良机,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遗留问题,探索持续推进高质量人口城镇化的新道路。其中,在城镇化道路上,要超越城乡二元分立,建立从城市到乡村的现代化空间统一体,稳固城市发展道路,建设对城镇化支撑作用更强、更有效率的乡村空间。在人口治理上,探索促进社会流动的人口空间治理术,消解"存量"人口城镇化任务,更有效地响应人民生活和发展需要。在城镇化载体上,建构具有发展梯度的"城市群-都市圈-一般城市-县镇村"的多层级人口城镇化载体,创造更为公平的发展空间。     

城镇化与流动人口家庭空间结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大样本数据的分析

建立"家庭友好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以解决流动人口家庭空间分离问题,实现城市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是中国新时代人口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本研究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家庭空间"团聚-分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夫妇同城务工的比例较高,但携子女与父母共同外出的比例较低。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分离"状态受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流入地的城镇化率与流动人口与其子女和父母团聚的可能性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而与流动人口配偶团聚的可能性呈正向线性关系。"家庭团聚"已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家庭发展诉求,本研究提出,在既定的城镇化模式下,城镇化发展进程存在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离散"的平衡点,在平衡点以下城镇化外部环境以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的正效应为主("家庭团聚效应"),在平衡点以上外部环境将转为负效应为主,家庭将被迫离散以降低外部负效应("家庭离散效应")。正负效应转变的平衡点随着城镇化模式与阶段的转变而变化,改进城镇化模式、提升城镇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将使平衡点向更高水平城镇化区间移动。     

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与实证研究——以深圳市特区外地区为例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化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和度量指标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用城市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来测度城市化水平 ,应该说 ,这种方法在单指标方法中是最科学的 ,在有些资料不够健全的地区也是可行的 ,但它也同样存在着诸多弊端和局限性 ,如城市人口难以包容城市化的全部内涵 ,难以反映城市化“质”的问题等。如果仅用人口这一指标来反映 ,目前特区外地区城市化水平已经高达90 %以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反映出特区外地区实际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质量 ,因此需要从方法上加以创新 ,文章以深圳市特区外地区为例 ,分别采用了“复合指标法”、“各态历经假说法”和“指标比较法” ,测度了特区外地区城市化的实际发展水平 ,比较综合全面地论述了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     

上海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和影响机制

基于上海市2000年"五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相关数据,揭示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特征,并结合社区案例的实证调查分析,从就业机会、住所选择、开发建设、政策管理四个方面剖析了外来人口的空间影响机制。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

文章认为应吸取城市化的历史教训,重视城市化的质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此,应保持适宜的城市化速度、城市化的有序性,衡量城市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还要有社会指标,要保护和发展城市──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的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