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蜀吴建立前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宣传

魏蜀吴三国在建立政权之前,都重视了政权合法性的宣传作用。曹魏的宣传重点在于禅代的合法性即汉祚已尽、天命所在和曹操父子的功绩上,蜀汉的宣传重点在于其汉家天子血缘的合法性和否定曹魏政权合法性上,而孙吴的宣传却在于否定曹魏政权合法性、汉祚已尽和孙权称帝的合法性上。魏蜀吴三国的宣传队伍、宣传手段、宣传内容、宣传对象和宣传时效等都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新莽末期东汉初期西北豪强割据初探

新莽末、东汉初期天下大动,各地豪强并起,西北豪强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西北割据豪强地主中的隗嚣集团和窦融集团在东汉的统一过程中的表现研讨统一与分裂问题.     

张居正税法改革思想

载万历之前,黄册失效,户籍紊乱,使明政府失去对税源的控制;豪强兼并,隐田隐户,使实征赋税的土地与人口急剧减少;逃避赋税,官吏则姑息养奸,致使税法束之高阁,政府的财政收入日削月朘,出现了税收的无政府状态。如再不改变税收现状,国家机器将无法运转,税法改革已势不可挡。如何改革是放在万历当朝首辅张居正面前的首要任务。面对上述问题,他立志改革,振兴明王朝实力,以税法改革为中心,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值得称道的见解和观点。     

汉朝巨额黄金流失之谜新解

从占有黄金数量最多，支配黄金权力最大，直接决定黄金流向的封建帝王和豪强贵族的消费行为入手，依据丧葬习俗、储藏黄金的习惯以及贸易逆差等各种原因诠释汉朝巨额黄金流失之谜，简明扼要地勾勒了汉朝巨额黄金的流失方式和流失原因。     

三国屯田、农田水利中的经济地理

汉末三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经济遭受重大破坏,旧的经济地理格局被打破。曹操推行屯田制,刺激了水利工程建设,促进了曹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蜀汉和孙吴也积极屯田,兴修水利,新的经济地理格局逐步形成。     

黔南州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关系及重心演变研究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南州）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研究黔南州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发展关系对促进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黔南州各县市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人口经济不一致系数、重心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黔南州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黔南州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县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部区域;而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县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部区域。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偏离几何重心于东北方向,且经济重心偏移距离更大,说明黔南州人口和经济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且经济的非均衡性更加显著。从整体上看,黔南州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在经度方向上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为0.389,而在纬度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46。     

浅议蒋经国在赣南的经济改革

蒋经国在赣南主政期间,实施"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全面统制商业,大力发展地方工业,在较短的时期内便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他的试验毕竟是小范围内的,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得到推广.     

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与中国经济的增长

农村土地制度不仅制约着农村改革的发展,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制度主要经历了自耕农、人民公社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这些制度无疑都曾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所以明晰土地产权,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就成了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研究——以南京为例

城市的发展,在客观上存在一个适度、合理的人口承载量,它由城市资源环境、区位要素及空间演化、社会经济因素等共同决定。本文分析影响城市适度人口规模的因素,通过对南京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计算来研究南京人口规模的生态容纳量,并对南京城市人口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以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措施。     

辽宁省重点开发区域适度人口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分以后必然引起不同功能区之间人口迁移和人口再分布。在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初步划分的背景下,分析了辽宁省人口变化情况,利用P-E-R模型测算出辽宁省重点开发区适度人口容量,结果显示有17个地区的适度人口容量偏小,34个地区的适度人口容量比现实人口容量大,承载着人口聚集的功能。从客观上,为地区人口迁移政策提供定量依据。     

视点与盲点——《东方杂志》所报道的清末民变

《东方杂志》是晚清最后十年较有影响力的综合性期刊,其对晚清民变的报道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东方杂志》对晚清民变的报道经历了两度起伏。这种情况和立宪派与清廷的关系变化有关。由于受自身的限制,《东方杂志》对民变的报道也存在着若干盲点。这些盲点限制了社会精英对民变的进一步理解,使之无法有效传达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论吴嘉纪诗歌创作中的平民化倾向

吴嘉纪是一位颇具理性的遗民诗人,亲身体验了明末清初这一特定时期亡国、灾荒、赋役 等一系列苦难的生活,但他志节尚存,以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洞察力退守陋室,奋笔直书,创作了一 大批具有平民化倾向的不朽诗篇。     

清代孤贫福利事业发展的六大困局

明清政府在孤贫福利事业发展上进行了诸多制度安排,特别是王朝把"收养孤老"入律,这是对我国古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孤贫福利事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众多制约性因素的存在,清代孤贫福利事业面临诸多发展困局,突出地表现在统治者救济理念的"非纯粹"性、律例本身的"内生性"缺陷、官府"财政瓶颈"、官制及官员的"主观滤波"、福利供给机构"官僚化"、福利供给事业"徭役化"六个方面。     

魏源与两淮盐政改革

清朝盐政沿袭明朝旧制,实行官商垄断的“纲盐制”,由于当时烦锁的产销制度,造成运道远、盐价责、私盐猖獗的严重恶果。作为密切关心时局与民疾的魏源,提出在两淮地区实行“票盐制”,打破了盐业的官商垄断,倡导自由竞争,促进了盐业领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为推动清朝政府盐业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及理学用世观

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学术上“一宗家儒,不废汉学”,兼取二者之长。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程朱理学共有所发挥,特别是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应该说是其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论清代湘西油桐种植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以湖南永顺府为例

清代"改土归流"后,由于永顺府具有种植油桐的自然条件,加之政府大力扶持等原因的推动,从而使其油桐种植在永顺府境内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油桐种植的发展对湘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油桐种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百姓增收的渠道,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遏制了当地经济结构的日渐单一化倾向。从社会效益来看,油桐种植不仅有利于水土流失的防治,同时还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不断更新和自我调节。     

论清末雅集

关于清末雅集,学界有一定涉及,其不足之处体现在宏观总体认知等方面.清末雅集就其类型而言,有文人书画家举办的文艺型雅集,包括文学雅集与书画雅集;有官员政治家举办的政治型雅集,包括改革者和革命者举办的雅集;有中外人士举办的外交型雅集,这主要体现在中日、中朝之间的雅集;有乡绅名士举办的娱乐型雅集等.时至今日,雅集依然是一个普遍的存在,因此,研究清末雅集对今天颇多借鉴意义.     

《宋诗别裁集》编者姚培谦交游考补

姚培谦出身金山望族，家富藏书，尚风雅，广交游，又喜读书治学，对《宋诗别裁集》的成书贡献巨大。笔者曾考证出姚氏相与交游者三十一人①，后继续爬梳相关文献，于本文新考出相与交游者十九人。此五十人中。以江南人士居多，这与江南文人酷嗜雅集唱酬、切磋诗艺的传统有关。此外，相交者中半为诗人学者，多主张以经史为本，务实黜虚，这对《宋诗别裁集》批评理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刘瓛易学与宋齐之际易学的转型

南朝刘宋时期,郑玄易学被官方舍弃,影响力衰微。而到南齐时,郑玄易学却出现复苏的迹象,这有赖于南齐官方的扶植,同时也与刘碱对郑玄易学的传播有关。刘撇易学体现了比较明显的宗郑的风格,所谓的“刘瓛承马、郑”的真实含义在于其易学中注重对郑玄易学中注重义理的解经体例的传承。这体现南朝时期学者对待郑玄易学的态度。刘瓛的出现对于郑玄易学在南朝的传承极有意义     

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看元明清戏剧爱情观变化

中国戏剧进入元代以后达到成熟并取得了高度的繁荣,描写婚姻爱情内容的作品一直占据戏剧中的多数。从元到明再到清,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巨变,人们的爱情观念也发生着改变。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进步,而作为思想领域中的爱情观亦有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