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缉私营人事管理制度述论

长芦缉私营成立于光绪年间,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扩编,建制逐渐完备。其人事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兵员征募制、官弁考核、升迁制度、革退、替补制等。其中,兵员征募制模仿清末新军标准,但并未按规定执行,以致缉私营兵弁成分复杂,军纪散漫。考核、升迁制虽有规章,但因为可行性差等原因,一直未真正实行。造成缉私兵缉务懈怠,缉私营"人治"色彩浓厚。革退、替补几无定章,更显随意。使得兵员流动频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其缉私效果。     

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缉私营领导指挥体制述论

长芦缉私营为长芦盐区专门负责查缉私盐、维护芦盐产销、保护长芦盐税收入的武装组织。它组建于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得到扩编整编。规模逐渐扩大,各种营制逐步建立健全。其中,其领导指挥体制的发展更显示了其时代特征。该项体制分为上级领导体制和内部指挥系统两种。其上级领导体制在晚清时期实行长芦盐运使一元负责制。到北洋政府时期,随着“善后大借款”五国银行团令北洋当局组建的盐务稽核总所和长芦盐务稽核分所介入长芦盐政的管理,长芦缉私营的上级领导体制由一元领导走向盐务稽核所及长芦运使二元领导制。该营的内部指挥系统主要由缉私统领、管带、队官、队长构成。随着北洋军阀势力的消长,长芦缉私统领也频繁更迭,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北洋政府时期长芦缉私营编整述论

盐税与田赋一样,为北洋政府财税收入主要来源之一.北洋政府时期,为当时全国主要产盐区之一的长芦盐区私盐泛滥,严重影响官引销售.为了保证盐税收入、遏制私盐,北洋政府多管齐下,其中最为倚重的是扩编晚清时期建立的长芦缉私营,进行武力禁私.盐务缉私为“盐政”五政之一.令人惋惜的是,截止目前,学术界对缉私武装的专门研究仍为空白.本文挖掘利用河北省档案馆珍藏档案,爬梳整理出了长芦缉私营的扩编历程.该营的前身是光绪三十年成立的长芦盐巡营.北洋政府时期屡经扩编,由晚清时期单一步兵兵种的武装组织逐步扩展到拥有步兵、骑兵、巡河、巡海炮船兵等兵种的完备建制武装.其形式上仿照清末陆军军制组建,但就其职责而言,则属于警察性质,是现代缉私警察的雏形.     

新中国的芦盐运销体制

半个世纪以来 ,长芦盐业运销体制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 ,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在变革中 ,虽也走过一些弯路 ,但总的趋向是使芦盐的供应机制逐步完善 ,应变能力不断增强。这对确保市场供给 ,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促进国民经济顺利发展 ,都起了有益的历史作用。一、芦盐运销新体制１９４９年１月 ,长芦盐区全部解放。３月 ,天津军管会接收的长芦局与冀东区长芦局正式合并 ,组成新的长芦盐务管理局 ,管理芦盐的生产、收税和缉私等工作 ,隶属于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同时新建长芦盐业运销公司 ,掌管芦盐的运销及盐价等工作 ,隶于华北人民政…     

珍贵的北洋时期长芦盐务档案资料——《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前言

长芦盐务档案,是历时二百年、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既有档案的权威性,又有文物的珍贵性的档案。《中国长芦盐务档案精选》选编了从民国元年到九年的部分长芦盐务档案,涉及到长芦盐业经营、盐务法规、盐税征收、盐政管理、盐务缉私、盐业人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档案选编力求资料的系绕f生与完整性的统一,为中国盐业史、中国社会历史等众多领域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长芦滩契初探——长芦契约文书探研之一

长芦滩契从多方面记载了长芦盐业的历史发展,是不可多得的长芦历史见证,是研究长芦盐业史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资料。本文根据长芦档案滩契资料,对长芦滩契界说,长芦滩地获取、拥有的途径,灶户滩地所有权的转移,长芦滩契与内地地契的异同,最早与交易额最大的滩契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

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长芦盐业的管理机构陆续移驻天津,天津俨然成为长芦盐区的管理中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长芦盐业的发展,也给官府带来大量财政收入,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天津地方的重视和关注。随着天津的兴旺发达,巨大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活跃了天津,促进了天津城市的繁荣发展,给天津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自明万历以来,由盐官奏请或倡捐修葺,芦商出资或捐地兴建的运学、府学、县学、书院、义塾及新式家塾、学堂、学校星罗棋布、举不胜举,长芦盐商对天津教育之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长芦盐业与天津的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

本文从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长芦盐业对天津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政治上,长芦盐在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长芦盐管理机构与中央政府关系特殊,其移到天津后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进一步沟通了天津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清末成为构筑北洋军阀崛起和北洋政府的基础;另外,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参与修筑城墙、桥梁、街道、花园和寺庙,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上,盐业不仅是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的产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并从增强天津的吸辐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等角度,说明长芦盐业对天津工商业城市与经济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最后,简单概述了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关系,认为盐业管理者、盐商与中央政府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性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和控制力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也许就是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特征。     

抗战期间日本对长芦盐的统制与掠夺

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已经实现长芦盐输日目标。日本侵华期间,依据其战略计划和需求,日本政府多次制定、修改长芦盐增产和掠夺计划,国策会社兴中公司和华北盐业公司成为日本掠夺长芦盐的统制机构。日本通过恢复、改良和新建盐田,增设洗涤盐工厂及设备等多种方式保证原盐生产和运输。通过对各类统计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期间掠夺的长芦盐数量一直占长芦盐产量的一半以上,对日本战时的原料需求和维持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芦海丰场盐业考

沧州、黄骅一带自古就是重要产盐区,后在沧州置长芦县,并设置长芦盐运司,而位于今黄骅境内的海丰场就是当时长芦盐区较大的一个.本文通过对长芦海丰场的考证,进一步揭示海丰场兴衰变化过程和黄骅盐业的历史久远.     

明清长芦严镇场考略

严镇场,明清时期长芦盐区诸场之一,场署位于今河北省黄骅市同居村。其始建于元朝,明代初具规模,有清一代已成为长芦盐区的第二大盐场。通过对严镇场的生产、管理、灶课、运销等几个方面的考证,进一步探究明清时期长芦盐区盐业的发展历程。     

明清长芦巡盐御史制度述略

巡盐御史制度是明清时期盐业管理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本文选择以始派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对该地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长芦巡盐御史制度为研究对象,对明清两代长芦巡盐御史的职官设置、驻地、职掌等依次进行叙述,并揭示其发展演变的历程。     

长芦盐区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工具

长芦盐区古为幽燕之地,西周初期海盐生产已有相当规模,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长芦盐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生产方式不同。从早期的"煮海为盐"到滩晒、民国的晒盐制直至解放后的集中式盐田生产,彻底解放了劳动生产力,取得了高产、稳产、高效率。     

清顺治朝的长芦盐政

清初,长芦运司盐政成为清廷首要的控制目标。顺治元年八月,王国佐条奏长芦盐法十四事,意在长芦盐政的恢复中限制官吏、保护盐商、严厉打击私盐,保证朝廷的盐税收入。清朝令运司招商纳银,依额解部,形成了"引从部发、盐不边中"的特色。顺治初年私盐泛滥,满洲人嗜利、贩私者投充仗势贩盐是重要原因。兵饷之需使得清廷格外重视盐税征收,清廷很快将恤商让位于裕课,不仅停止了"见盐征课",而且按照万历时期的旧额征收,带征免去的盐税项目,加强官员征税的考核,强力征收盐课。顺治元年清朝得到的税收盐课银都是长芦盐政提供的。     

从历代缉私看川盐缉私

四川私盐，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在其产运销各个环节，均有私盐盛行，即所谓场私、商私、官私、枭私、产私、销私等等。私盐盛行除高额暴利驱使外，还有其外部环境，包括政治、地理、市场等。文章在分析上述内外原因的同时，对历代缉私的得失进行了评述，并对当代缉私工作提出了较为全面的看法。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民国政府废除长芦专商引岸制述论

从1913年到1946年,长芦盐区经历了民国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四次废除专商引岸制风潮。前三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在于长芦盐商及专商引岸制日久根深,渗透到长芦尤其是天津的政治经济肌体内部,且与政府中的保守势力联系密切。作为改革推行者的中央政府动摇反复,亦是改革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到1946年,废除专商引岸制已经成为全国大势,专商引岸制存在的客观条件已不具备,改革最终顺利完成。     

清代两淮“官私”述略

有清一代,以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为主体的食盐走私行为,一直以来就是一种普遍现象。专卖体制下,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各级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无不以食盐为利薮,千方百计盗卖私盐。他们或化官为私,或藉官行私,或得贿纵私,有时甚至与盐枭勾结,共同贩卖私盐。盐务官员和缉私兵役的贩私行为,既可能与俸禄太低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身处困境所为,当然,利益的诱惑更是关键原因所在。     

清代长芦盐商承办内务府“永庆号”引地考论

清代中期,内务府在长芦盐区拥有“永庆号” 21处引地,并招募长芦盐商承办这些引地,每年收取一定数额的利银。从乾隆十五年(1750)到嘉庆初年(1796),近10位长芦盐商先后轮流承办永庆号引地,并觅请了大量的保商,这些盐商的利益与皇家利益由此被捆绑在了一起。承办商尽力维持永庆号的经营,在获取余利的同时为内务府贡献巨额的利润。到乾隆朝后期,永庆号已经成为承办商的沉重负担,山西凤台王氏、浙江鄞县王氏家族都因此而走向破产。这个过程反映了清代皇权对盐商的剥削和控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淮盐区的盐业缉私

新中国成立前后,两淮盐区私盐泛滥。为打击走私,保证税收,相关盐业机构采取了多种缉私措施,收到了较好效果。与历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的盐业缉私被赋予了浓重的时代和政治色彩。新生政权需要迅速取得充足的财政收入,而盐税在国家税收中占较大比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再强调取缔私盐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运动"促生产的做法也深刻影响了盐业缉私的方式,出现了全民缉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