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西南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新时期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参考。构建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环境规制强度,然后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和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用门槛模型测度西南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最后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促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呈正“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3个路径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很小;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适度范围为0.67～1.56。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合理确定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建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估机构,掌握环境规制的效果。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     

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法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分析#br#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工作的热点。论文基于2005—2018年上海市和安徽省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原因。首先通过随机森林法筛选出除环境变量外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再通过经典门槛回归模型找到环境规制水平的分界点,然后根据该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两阶段,最后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法讨论不同环境规制阶段下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环境信访数为35 217件是划分环境规制水平的分界点,且安徽省和上海市目前均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段,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起着主导作用;2）在单个变量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中,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分别在低水平子样本和全样本中成为经济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其特征回报差异值分别是-3.161 3和0.092 6;3）在总体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中,特征回报差异在全样本中的贡献比例增加了15.28%,说明在整体水平下,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歧视”程度更加显著。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国家和政府在完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的同时,还应给予青少年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适当调整各地财政支出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不同环境规制情况下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能从各个角度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平衡提供方向。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煤炭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为了解决煤炭开采加工中的环境问题,我国政府不断调整环境规制政策,经历了框架构建阶段、逐步实施阶段,逐渐进入规制加强阶段。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煤炭行业在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在矿区综合治理技术、洗选加工清洁转化技术、节能技术、绿色开采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考虑到煤炭产品的特殊性,政府还应完善税收、价格等方面加以支持,以进一步激发煤炭行业的技术创新。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13—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的共同相关估计模型（dynamic panel co-correlation estimation，DCCE），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能够通过技术溢出等效应降低地方的能源强度，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规制在FDI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将环境规制水平纳入模型中进行检验。具体结果为：1）FDI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都对能源利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积极作用。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借力外资引入发展绿色经济；应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合理规制水平；构建合作交流框架，缩小区域间能源利用效率差距。     

技术进步对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DEA-Malmquist法测算了2000 —2014年中国省域的技术进步指数,并依据原发性将技术进步分解为前沿型和追赶型两类,再利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从全国整体和区域(东、中、西)两个视角测度了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1）前沿型技术是抑制碳排放的主要动力,而人口规模、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产业结构正向影响碳排放;2）分区域看,东部的前沿型和西部的追赶型负向作用显著,在区域技术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形成梯次布局。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从时空角度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污染状况,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用Moran's I指数研究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再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增速较快,下游和中游地区有所放缓,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2）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3）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水环境污染,在经济矩阵下效果最为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4）从溢出效应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减轻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但没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明显,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效果不显著。目前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最好,但公众参与也应该提上日程。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此外还需要建立空间意识,加强联合治理。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以2010-2014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针对我国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不同资源依赖度区域的生态效率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在高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呈倒“U”型关系;在低资源依赖度地区,强制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同样呈负相关,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之呈倒“U”型关系,自愿接受型环境规制对其影响不明显。对于不同资源依赖度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重点关注相应类型的环境规制,最大程度发挥环境规制的作用。      

新疆1990—201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反弹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IPAT模型对新疆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反弹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0年期间,新疆碳排放总量不断增长,碳排放强度则呈现下降趋势。导致碳排放呈现反弹趋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规模效应,同时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能源效率提升对碳减排的作用非常有限。碳排放强度不断下降,其中第二产业能耗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率最大。因此,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更加注重提升技术进步对碳减排的贡献作用,同时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碳排放的有效控制。     

我国电力行业碳排放责任核算及碳排放权分配研究

科学合理的碳排放责任核算与碳排放权分配是电力行业碳排放权市场建立的基础。考虑到省际存在大量电力调配,本文从生产者责任、消费者责任以及基于受益原则的共担责任三种角度核算了我国30个省域电力行业碳排放责任,并将共担责任下的核算结果应用到基于世袭制、平等主义、可行支付能力原则的综合加权碳排放权分配模型中。核算与分配结果表明：1）不同的核算方法下各省域电力行业碳排放责任存在明显差异。总体上,我国东部地区的生产者责任低于消费者责任,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者责任高于消费者责任,共担责任平衡了前两种责任之间的差异。2）在综合加权分配模型下,我国八个省域电力碳排放值须在2017-2020年期间率先达到峰值并降至2016年碳排放水平之下。此外,根据2020年各省域电力碳排放权分配额度与碳排放预测值的对比差异,我国东部沿海以及西北地区共九个省域2020年电力行业碳排放权分配不足,需进行碳排放权贸易或采取相应减排措施。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门槛协整模型——基于CO2排放量的国际数据验证

基于1960—2009年11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协整模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假设是否成立。研究结果发现：使用门槛协整模型方法,估计出两个门槛值20248美元和311美元,据此将所有成员国分为低中高三者,各组人均GDP各为125美元、4537美元和26452美元。使用门槛协整模型,对各收入组进行估计,发现低中高收入组的门槛误差修正系数显著,并且各为0.805、-0.234和1.802,因此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中等收入组则存在该效应,该拐点为8543.62美元。依据门槛值分组,使用传统方法与使用门槛协整模型方法均得到一致估 计结果。该估计结果也与现实相一致。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降低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责任应该由高收入发达国家承担。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分析

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推荐的方法,测算我国30个省市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能源消费和水泥生产产生的碳排放,并以碳排放强度为指标,运用分类比较、Theil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ESDA）的方法,研究碳排放强度的分布特征、地区差异和集聚现象。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各省市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差异,整体碳排放强度向着低和中低水平的趋势发展;2）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4个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总体分布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3）我国各地区碳排放强度呈现出正的空间相关性特征,L—L集聚区的省市数目呈增加趋势,H—H集聚区的省市数目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