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动态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建立考虑非期望产出的EBM超效率模型测度2002—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以及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的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利用Kernel-Density估计方法考察该时段区域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核密度曲线，最后，在通过面板数据适应性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进行计量，并对其时空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在不同省市具有明显的空间差距，体现在下游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2）工业绿色水资源效率（IGWRE）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市均具有空间集聚特征；3）通过效应分解得知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发达程度、经济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实现绿色发展。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地理因素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对于认识当前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合理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以推动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首先分析和阐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路径,并对产业集聚与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其次,研究选取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E-SBM模型测算绿色水资源效率,在邻接空间权重下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二产业占比对绿色水资源效率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周围区域的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承接下游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准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重视研发质量,提高研发转化率等。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     

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非径向Super\|SBM模型测算各省市水资源福利绩效，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以及标准差椭圆模型研究水资源福利绩效的动态演进过程，采用全局Moran's I 指数和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空间效应分析，以期为促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研究表明，2008—2017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不断波动并呈小幅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低，绩效重心整体往东北方向移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福利绩效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正向作用，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水资源福利绩效起负向作用，产业结构和外商投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建议协调区域发展模式，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构建区域合作交流机制，扩大正向空间溢出；出台更本土化的政策措施。     

区域一体化、创新能力与绿色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对各省（直辖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运用相对价格的方差测算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利用加入滞后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1）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整体呈“U”型趋势，2006年下降至最低点0.492。长江下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差。2）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一体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峰值，均值为1.527。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一体化变动趋势大致相同，历年长江经济带平均一体化指数为0.687。长江中游一体化程度最高，上游次之，下游最低。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区域一体化程度对地区绿色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创新能力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发展无显著影响，对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显著；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创新能力能得到扩散，其交互项系数平均值为01，能对地区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4）上游地区间创新合作是促进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中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和创新能力结合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效应，下游邻近地区一体化程度越高，绿色发展效率越差。各地区绿色发展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区域一体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对地区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区域一体化和创新能力的结合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各地区应加强区域合作和创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寻求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创新技术合作，减少低效的创新投入。     

基于改进SIR模型的黄河流域产业优化仿真研究

评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分析影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发展的因素,为黄河流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建议与参考。根据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三次产业产值数据及就业情况,利用Hamming贴近度、Moore结构指数测算流域产业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在无标度网络的情形下,根据得出的结果,结合改进SIR模型对产业优化效果最为显著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从横向来看,黄河流域下游的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贴近度最高,中游次之,上游的贴近度最低,其中上游的平均得分为0.783 4,中游为0.795 6,下游为0.817 6;从纵向来看,合理化程度逐渐上升,产业状况整体呈向好发展态势,但上中下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2）从区域维度来看,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最高,平均值达到了8.792 0,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均值分别为6.296 0和6.305 5;从产业结构变动速率来看,下游地区从2009年的1.597 7上升到2018年的15.895 1,增加了14.297 4,中游地区上升了9.183 4,上游地区上升了9.536 9,三大区域总体呈现“上游崛起、中游起伏、下游领先”的发展格局;3）在产业的初始比例以及产业优化成功率和失败率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产业影响力对优化结果几乎不起作用;而调整优化成功概率及优化失败产业再优化可能性时,产业优化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及仿真模型的研究结论,黄河流域各省（区）政府应加大产业优化支持力度,注重对失败产业的再升级指导;中上游地区应把握“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而下游地区则应注重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合作。     

长江经济带的产业转移是否夹带污染?——基于107个城市的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区域开发战略示范带,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以长江经济带的10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其产业转移趋势,发现下游地区为主要转出区且由核心向非核心城市转移,中上游地区整体为产业转入区且交互转移明显。构建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产业转移确实伴随了污染转移,但存在着时间拐点和区域差异。以废水和烟尘为主要排放物的产业转移到了转入区,而以二氧化硫为主要污染物的产业并没有大幅度转出。2011年后环保政策的收紧有效地降低了长江经济带废水和废气的排放,但烟尘排放显著增加。提出应结合地区环境状况和产业特征制定定向转移政策的建议,为引导长江经济带产业有序转移提供借鉴。     

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治理的实施成效、问题与对策

矿山生态修复是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的重点攻关方向。本文面向长江大保护战略的环境治理需求，从矿山生态修复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治理的相关政策和环保督察案例，在此基础上，分析出长江经济带矿山生态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监管缺位、无序开采、尾矿库/尾矿渣处置不当、废水排放不达标、土壤污染评估缺失等。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矿山生态修复责任意识不足、法律意识欠缺，导致矿山生态问题频出；相关规范和标准的不足，导致矿山生态修复形式多追求短平快的景观修复工程，对于重金属和酸性废水等污染物缺乏科学的防治方式。最后，从健全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制、完善矿山修复规范和标准、坚持“以废治废”的生态修复思路三个角度给出相应的治理建议，为长江大保护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下产业链区际分工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实施是否引致产业链区际有效分工并实现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升级效应,对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基于污染天堂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要素组合理论,构建演化理论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结果如下：1）环境规制的产业链分工“污染天堂”效应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倒“U”型影响,且临界值为1.438 5,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将降低产业链地区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产业链区际分工;2）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具有技术促进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同时,外商投资等因素也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发挥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绿色创新升级,注重要素区域间合理配置,并严格外商引入渠道,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