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5—2019年我国163家上市新能源企业构造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首先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下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倒“U”关系;政府补贴对于成长期的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显著,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倒“U”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区域,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补贴退坡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市场预期调节视角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产业的研发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补贴有序退坡表明新能源产业正处在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阶段,在补贴退坡和创新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新能源企业必然转向市场以谋求新的融资机会,保证稳定的研发投资。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政府补贴退坡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探讨市场预期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退坡后比退坡前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效果存在差异,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小,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显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在市场预期的调节下会不断递减甚至会抑制研发投资,但随着市场预期的向好,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综合激励效应将不断增强。因此,政府补贴稳步退坡、补贴政策从“普惠制”向“扶优扶强”转变、及时调整政府补贴类别和力度、建立多角度的补贴机制有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研发投资。面对补贴退坡的政策调整,新能源企业要及时跟踪市场变化,提高企业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构建政府补贴与市场对新能源企业研发创新的协同驱动机制。     

光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基于财务杠杆和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分析我国光伏企业研发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将财务杠杆纳入模型中,进一步研究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研发投入强度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为光伏企业制定研发投入战略和绩效提升计划提供决策支持和数据参考。选取2016—2020年沪深A股100家光伏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采用随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光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自变量,以企业绩效为因变量,揭示财务杠杆和股权性质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强度与光伏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即在企业研发投入不足时,增加投入可以正向促进企业绩效,但这种促进作用会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而降低,并逐渐演变为负向影响;财务杠杆在其中起负向调节的作用,随着财务杠杆系数的升高,二者关系被削弱;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均呈显著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合理的研发投入强度对光伏企业绩效增长有重要影响,而影响程度与企业资金配置有关, 因此企业在考虑投入研发时应从总体战略出发,根据当前的投入产出和资金运转情况制定合适的研发投入战略。非国有企业遵循市场化运作,其激励机制较为完善,适当在国有企业中注入非国有股份,可以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企业绩效。     

政府补贴、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为了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创新体系,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化绿色创新制度环境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积极推动全社会绿色创新发展。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长效驱动实现机制,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厘清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864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能力-行动”模型,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政府补贴和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企业ESG表现视角探究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2)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绩效;3)企业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ESG表现中的环境责任表现和公司治理绩效表现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未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低ESG表现水平相比,高ESG表现水平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得到增强,因而政府要助力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必须善用、巧用补贴发放等激励手段,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适当加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引导、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监督落实企业的补贴使用情况,建立、健全补贴效果评价机制与ESG表现评估体系,根据企业ESG表现水平实行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切实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兼并重组战略转型视角

对2009-2015年进行过兼并重组多元化发展的煤炭上市企业进行筛选,运用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上市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期的研发投入均对煤炭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当期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滞后期的政府补贴能够发挥对煤炭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煤炭企业绩效的提升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滞后期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未来煤炭企业应努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需合理规划政府补贴,实现政府补贴希望改善企业绩效的初衷。     

政府创新补贴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基于2015—2020年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将增加7.81%,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呈现显著差异性。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是可靠的。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一步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号传递机制,有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比没有政府创新补贴的高16.83%,即企业获创新补贴会向外部传递支持信号,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获得社会关注和外部资源的支持。研究认为,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不仅应重视企业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更应该发挥企业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汇聚。     

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16个地市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研发活动成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环节，厘清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利于从深层次理解区域科技创新转型的内在实质，为促进国家创新驱动转变提供参考。基于2012—2020年山东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在山东省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相互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在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其中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分别为40.1%、39.8%；经济增长对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在胶东经济圈表现更明显，创新绩效会促进经济增长，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5.9%；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贡献度较低，胶东经济圈呈滞后1～2期的抑制作用，创新绩效对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0.4%。研究认为山东省整体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到创新绩效的转化能力不高；胶东经济圈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转化效率较低；鲁南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更有效的良性互动。     

政府支持、内部控制与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资源型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决定了这些企业在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时,必须通过创新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环保难题。论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资源型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负二项逐步回归模型,研究中国资源型企业中政府支持、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与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对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助于提升资源型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并且内部控制强化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据此提出,政府应持续加大对资源型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应倾向于支持内部控制好的企业;资源型企业应转变观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在独立发展中提高自身创新绩效。     

战略差异对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商业信用融资的中介作用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如何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值得关注。以2013—2019年A股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战略差异度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战略差异度不同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其研发投入的确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提升，其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降低。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商业信用融资是战略差异度影响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路径之一，即战略差异度会通过抑制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来减少其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大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调整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方法进行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合理选择战略定位、推进技术创新提供经验证据，拓展了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研究，并从企业战略的视角佐证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先进制造业企业应充分考虑其偏离行业常规战略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慎重确定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创新战略。对于大多数先进制造业企业而言，在创新资源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实施跟随战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盲目追求特立独行、实施异于行业常规的战略，反而可能不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企业也应注重优化自身信用状况，巩固其与供应商和客户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战略定位差异所带来的融资约束，进而有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政府支持、内部控制与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

资源型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决定了这些企业在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时，必须通过创新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环保难题。论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资源型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负二项逐步回归模型，研究中国资源型企业中政府支持、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与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对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助于提升资源型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并且内部控制强化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据此提出，政府应持续加大对资源型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应倾向于支持内部控制好的企业；资源型企业应转变观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在独立发展中提高自身创新绩效。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与资产产权制度优化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研究不同两权分离度作用下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抑制作用,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则具有倒U型的影响作用,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而股权制衡度过高或者过低也都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2）两权分离度对股权结构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当两权分离度较高时,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也较强,同时股权制衡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会得到增强。本文证实了股权制衡度与社会责任间的非线性关系,说明股权制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是把双刃剑,而股权集中高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国内企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股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     

煤炭企业技术创新、高管权力与企业社会责任

选取2011—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煤炭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和现代管家理论等,对技术创新、高管权力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显著正相关,且高管权力能够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在非国有企业中技术创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及高管权力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境外投资的思路

以理顺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境外投资的思路为目的,分析了目前煤炭企业境外发展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境外投资实施具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