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变——从传统社会批判理论到交往行为理论

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主题的转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形态也经历了异化理论、物化理论到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等诸形态的演进。但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开始,这种一以贯之的“意识哲学”基础的理论演进却发生了转向。哈贝马斯在克服传统社会批判理论不足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时创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创立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次范式转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启示。     

政治价值普世化批判

“普世价值”是现代性“统一”世界的产物。现代性是以西方为样板,因而现代性、全球化的扩张实际上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政治价值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国家核心利益的反映,其意义在于适合与否的价值实践。在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的当今世界,政治价值总是为不同的阶级与不同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西方国家宣扬普世政治价值,实际上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取代其他的价值观,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陈亮的“事功”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区别

陈亮的“事功”伦理思想与西方的功利主义相比,二者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评判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人性论基础也不一样,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追求的目的也大不相同.不宜用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来指称陈亮的立场.进行中西伦理学比较研究,不能抛弃中国伦理思想的传统研究范式的话语系统和方法论.     

中国大陆学界现代性话语的出场特征——基于20世纪80年代文献的考察

通过检索考察20世纪80年代涉及“现代性”术语的文献,梳理分析了大陆学界现代性话语的出场方式和特征.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界对“现代性”的理解局限于现代化理论的框架之中,特别注重彰显和优先突出“现代性”概念的主体性意涵,对“现代性”内涵的探讨还处于“古今中西之争”的问题框架中.这个时期的探讨为现代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现代性:厘清·反思·重构——对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思考

现代性是我们时代的焦点话题之一。有关现代性概念的界定,纷繁复杂,涵盖了艺术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在不同领域有着独特的理论见解。现代性作为一个叙事范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现代社会的解剖工具和解释范型。20世纪西方理论学家对现代社会产生的科学霸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等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和反思,揭示出了现代性内在的局限性。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既不能简单拒斥现代性,也不能消极地承受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负面效应,而应该借助后发优势,有效规避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建构一套适合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模式和发展道路。     

徐訏小说的现代性特征

“现代性”源于西方理论范畴,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与社会的现代化与工业进程相关的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二是指以主体性和个体为内核,以‘审美现代性’为价值立场的价值模式。而在近现代的中国,“现代性”其实只是功利理性主义的代名词。在这种强势观念与潮流中,却有少数作家仍然执着地站在“审美现代性”的立场上,试图以迥别于时代潮流的创作立场去实现文学现代性的理想。徐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徐的小说以“人性”为起点,以对人的解读和对社会的批判为动力,游离于其时主流文坛强势的功利理性主义,执著地朝向个性化和自由化,用一种难能可贵的诗性乌托邦,实践着“审美主义”的沉重探索。     

传统与现代的纷争——以胡适和铃木大佐的论争为例

以20世纪中叶中国著名学者胡适与日本学者铃木大佐间关于禅的研究论辩为例,透析在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中所存在的传统和现代的种种复杂关系.通过对不同思维范式的反思,凸显现代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断裂”走向“融和”: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发端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主体性,因其唯我独尊、崇尚科学等特性,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甚至人与自我对话的断裂;当今的社会已进入了对话的时代,对话时代呼唤着交往关系的融和;对话时代的到来,对话思潮的发展同时激活了共同体主义的复兴。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范式转换的启动——改革开放重大意义的另一个视角

“范式”是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S·库恩（Thomas S Kuhn）在科学哲学中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用库思的“范式”理论来分析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改革开放成功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范式的转换．两种范式在转换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并共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朝着预定的目标迈进。     

质疑“大德育”格局

西方的德育指称道德教育。我国古代无德育概念。但存在德育事实；近代从西方引进德育概念时，指称道德教育；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德育内涵不断膨胀。外延不断扩张，逐渐演化成“即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教育”，形成“大德育”格局。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背景下，“大德育”遭遇质疑。     

关于“译文学”的评价与创新问题——兼与耿强副教授商榷

“译文学”是中国学者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继“译介学”之后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关系不是《范式创新与本体论话语》一文所断言的“对着讲”的关系,而是“接着讲”的关系;“译文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们从中国传统译学和中国翻译实践中提炼得出,既是表达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并非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强制性阐释”;“译文学”尝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不是所谓“局部创新”而是体系创新.     

民族,还是"族群"?--释ethnic group术语的涵义

氏族→部族→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我国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刊物上大量出现“族群”字眼,引起各方面关注和不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某些民族学者对英文术语“ethnic group”的错误理解造成的。为此,本文通过对“ethnic group”一词含义的研究,指出“ethnic group”是民族,不是族群,建议术语使用规范化,促进社会人类学的发展。     

论中国方案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

西方现代性伴随着持续加剧的能源危机、战争危机和文化危机日益抵达其终结阶段,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具备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诸多优势。中国方案揭示出一条在西方现代化道路之外的崭新道路,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开启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新文明类型立足人民生活、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体地位、强调绿色生态、多元一体,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

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中国共产党以这三个方面的代表及其统一具有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力量．按照“三个代表”及其统一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解决社会主义理论和现代化实践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按照“三个代表”改造中国,自我革命,拨乱反正,保持了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生机和活力。     

概念隐喻与概念转喻的多模态呈现

采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以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一则公益广告(教育广告)为例,分析广告中所包含的多模态隐、转喻,着重考察了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概念隐喻“人生是旅行”和“生活是舞台”如何通过图像、声音以及话语等多种方式动态呈现.不同模态的输入空间以及其中的各种元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且通过跨空间的选择性投射建立起合成空间,发展出新创结构,实现概念整合.该广告旨在淡化和消解中国与西方之间、思想与行为之间、原始性与现代性之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统一与矛盾,进而表明主题: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从未放弃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     

试论儒家“无讼”传统观的当代裂变与释放

“无讼”的法文化传统始于儒家的社会理想，是所谓“以德去刑”之极端；随着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法治精神的东渐与公民意识在中国的成长，特别是近两年不断曝光的民事大案，“无讼”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公民的诉讼权要求促使这一传统观念的内核发生裂变；而当前中国创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为“无讼”传统的延续带来一线转机。     

粉丝与明星网络交往失范现象思考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交往形态转变,粉丝打破传统的以血缘、地域为联系的基本交往形式,通过网络社交营造与明星互动的新话语权。从粉丝为偶像打投“倒奶”,到粉丝狂言“劫法场”,粉丝与明星的网络交往已然由示范走向失范。粉丝与明星交往失范是交往价值标准、偶像产业结构、粉丝心理机制、交往方式变革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规范粉丝与明星的网络交往行为,重回大众对其示范性的期许,需要在规范网络交往的基础上协同多方合力治理,最终重塑行业标准,重回风清气正的娱乐圈生态。     

从“符号式行为”出发的概念设计

对行为与“符号式行为”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行为的分类和符号式行为的起源、演变及生存。提出了产品的“符号式行为”设计理念，以“符号式行为”研究为依据，完成了交互式“净土”播放器的概念设计。     

比较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抉择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及民族性与世界性矛盾问题突出,西方资本逻辑无法实现现代化的“正向发展”。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民逻辑,以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回应人的发展问题、社会矛盾问题和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实现对西方现代化价值理念的本质性超越。     

严复的"善群"观与我国公共精神的培育

在天演进化思想的支配下,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严复提出了“善群”的观点。在严复看来,道德的判定是以“合群”的需要为尺度的,这种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已不再是关于“私德”了,而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德”。所以人类的道德并非他物,实为种族出于“合群”需要的产物。“合群”既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基础,也是人类道德的基本内容。由此可见,严复的“善群”观与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公共精神之吁求存在着有机耦合的地方。公共精神是现代民主社会对所有公民提出的一种普遍的美德或精神态度的要求。在传统的政体中,私人品德覆盖一切领域,而在现代民主政体中,公共的品德却要作为一切私人品德的基础。由于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导致公共空间的缺乏;传统伦理观念下的美德关注对家庭的效忠和对“五伦”关系中的具体人际的忠诚;传统儒家的政治伦理将治国的希望建立在官员的私德之上,这些特征使得公共精神缺乏产生的土壤。严复的“善群”观对和谐社会中公共精神的培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