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论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及其策略

本文论述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起源与内涵、解构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瓦解及其理论.文章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建构和反形而上学理论不彻底性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最后归宿.     

德里达“中心”说之辩

介绍了德里达派与"自由游戏"论者的争议,分析了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的涵义。认为德里达没有把握"逻各斯"的实质和理据,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具有一般意义的上位抽象真理解释为具体的、现实存在的实体,是抱着机械流变的思想来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     

“逻各斯(λoγo(ζ))”与“道”——超越狭隘的“二元对立”思维,重启“圆融感悟”之境

中国道家之“道”与古希腊的“逻各斯”,都对其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思维方式上讲,“逻各斯”侧重“理知”“推理”,以求“明晰”的“定义”;“道”则侧重“否定”“知识”以“悟”“道”.当今弥漫社会各个领域的“理知至上”、科学主义是“主客二元对立”“线性”思维之产物,与“逻各斯”一脉相承.重启中国传统“和谐圆融”的“悟道”精神,与“逻各斯”思维互补,来浸润我们日益干瘪的“心性”,乃润泽人“自身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之途径.     

古希腊精神之旅的启程——从荷马、赫西俄德的神话中心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中心

试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神统治世界到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借神立言,再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统驭宇宙论——理性至上这一演变过程,展现人类精神发展走出童年的艰难步履,以及其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互映。     

语言符号对性的介入的可能性探讨

对性权力的表达方式进行微观研究可以得出其传输是通过语言符号对性主体产生长效性的影响,语言符号是产生权力的根源,对性的影响表现在对主体的逻各斯上,通过引入符号这一概念,重新阐释性权力的产生,可以还原性的本真.     

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对翻译的影响

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哲学开始于对在场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解构主义翻译观用动态和发展的观点解读翻译研究的诸多问题.从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译文对文本意义的动态表现及译文对语言差异的体现三个方面,分析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观对翻译研究的影响,认为其在提升原文和译者地位,保持语言多样性和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等方面能够提供新的启示.     

概念思维范式论——对西方哲学美学思维方式的反思

概念思维作为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以概念范畴为思维中介,以逻辑的推演为思维形式,以主客二分的对象化为认识模式,以寻求终极确定性为根本追求,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整体特征。它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既定范式,是纯粹西方化的思维模式。     

原文与译文的互补“共生”——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译为例

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原文与译文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德里达指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是原文的补充,原文与译文是平等互补的“共生”关系。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三个不同的汉译本为例,阐述了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及合理性,并指出该思想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原文与译文的互补"共生"——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汉译为例

解构主义通过对西方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打破了长期以来原文与译文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德里达指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是原文的补充,原文与译文是平等互补的“共生”关系。以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三个不同的汉译本为例,阐述了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及合理性,并指出该思想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试论《泰阿泰德》关于知识的第三个定义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提出的关于知识的第三个定义是：知识是＂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逻各斯）＂。但柏拉图对之予以了否定。他否定关于知识的这一定义的理由就是它是一种多此一举的＂画蛇添足＂,认为关于知识的标记早已存在于人的心灵中,无需什么＂解释＂。更深层次上,柏拉图认为知识是神赋予的,而且唯有精英能够认识相而获得知识。     

从“对立”到“分延”——德里达的“在场”与“不在场”关系辨析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其以解构主义的"分延"、"痕迹"等新概念为工具,本着"去中心"的观念,对"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达到了由传统的对立到解构主义的"分延"目的,进而颠覆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大厦。文章以此为主线,在系统地分析其关系的同时,也结合相关学者的观点对其"分延"理论作了一定的评析。     

“诗哲之争”视域中的《伊索寓言》翻译

《伊索寓言》自明末被利玛窦部分地译入中国起,至林纾的译本,被一再改写以传达神学或童蒙教育的主张;直到周作人,反对将文学服务于外在教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周作人之所以一反前译作法而提出这一主张,独立文学观是构成他翻译的策略性原因,是将西方反逻各斯思潮以反文以载道的形式在中国语境下展开。这些译者无论是执着于道,还是执着于文,其翻译实践及效果恰恰与其主张相背离。文章通过这些不同译本,浅析译者受限的主体性空间。     

论对董事忠实义务法律规制的缺失及完善

随着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变迁,＂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化的趋势越发显现,董事会的权限不断增大,董事对公司利益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强。为防止董事滥用权利,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有必要强化对公司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规制。文章立足于规范董事忠实义务的理论基础,分析我国《公司法》中董事忠实义务的立法现状及存在问题,并借鉴英美法中相关规定,提出完善董事忠实义务立法规制的建议。     

美国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模式

海外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为我们的自我认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系。美国汉学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三种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冲击-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观＂;在国际视野下中国文论研究需重新确立新的向度,深入了解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并对对方富有生命力的文论话语加以借鉴和相互阐发。     

基于生态视角的道教文化旅游——以武夷山胡麻涧摩崖石刻群为例

道教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武夷山是道教名山,道教文化旅游价值高。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背景下,武夷山生态破坏严重。为缓解现代人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把对旅游文化的研究置于道教和生态相互关照的视角下,分析和解决旅游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能丰富武夷山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宗教旅游的教化功能。     

论技术理性的困境与重建

在古希腊的哲学传统中,理性本身就具有"逻各斯"的逻辑规范性和"努斯"的自由冲动性,就是规范与自由融为一体的有机整体。可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及其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理性却因为片面强调"逻各斯"而走向了技术理性,进而也在当代发展中陷入了困境。人类要想走出技术理性的当代困境,就必须建立实践思维方式、扩展理性的超越性向度。     

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审视

现代生态危机使人类的生存陷入了困境之中,这一困境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实践观,在还原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理清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涵义,分析了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本身,是人在与自然辩证关系中的失衡,进而反驳了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加以分析,在各种不同讨论层面对“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使用造成的不便和混乱。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依据。     

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

辨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认为当代西方与国内学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界定相差甚远。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是人类文化的深层价值观念,是在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的哲学观念。在当代有必要坚持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使人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达到一种新的升华。坚持新人类中心主义具有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现实作用。     

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的思维转变

立法中心主义没有意识到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忽视法官对法律运行的重要作用.司法中心主义强调重视司法实践,重视法官的主动性.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该从立法中心主义向司法中心主义转变,重视法官对判决的解释和论证,提高司法过程的透明度.     

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生态意蕴

21世纪以来．环境恶化、能源危机、生态破坏加剧,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和发展难题。为此,学界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并倾向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作了深刻批判。追根溯源,人类中心主义其实与人道主义有着很深渊源,甚至被指生态危机产生的人性根基就是人道主义,是以人的目的要求的秩序取代了本然的自然秩序。无论“人道主义”还是“自然主义”,它们本身并没有根本的对立,从某种角度说,人道主义自身就蕴藏着很强的生态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