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地精细化分区管控的行为分析方法

【目的】开展自然保护地精细化分区和管控,是实现新阶段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精准化、适应性管理的基础,但目前分区方法对于保护对象行为需求,人-野生动物关联性、动态性、适应性认识仍有限。【方法】基于现代生态系统管理理论,采用MaxEnt物种分布模型和多种空间分析模型方法,对保护野生动物行为及保护需求,以及与人类行为空间交互关系进行系统分析,提出自然保护地精细化分区管控的行为分析方法（behavior-based approach for refined zoning and management, BAZM）。【结果】以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鹤系统为例,识别出黑颈鹤夜栖地最小接近距离400 m缓冲区及重要湿地恢复区为核心保护区;辨识出保护区45%面积为生境维护区,保证黑颈鹤主要觅食区食源安全和维持人鹤共生系统,将文化体验区、风景展示区、传统生产区、综合服务区共同划定为一般控制区;在此基础上提出外围协调区,协调黑颈鹤区域越冬和迁徙安全;最终提出3+N的细化分区以及精准化管控和适应性管理策略。【结论】该方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对完善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规划理论方法、推动精准化保护和适应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公园划定荒野保护区的意义与方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把荒野保护地列入保护 级别最高的一类保护地,荒野体验是游憩体验最高级别的体验 形式。世界各国荒野保护地实际存在形式大致分独立型和合 并型2类。划定荒野保护区是荒野价值研究成果的重要应用实 践,这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向深层次发展的重要方向。核 心保护区与荒野保护区对应IUCN保护地分类体系中的Ia、Ib 保护地,这样既可以同国际接轨,又解决了国内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管控与人类活动的矛盾问题。国家公园突出荒野保护理念 既建立了国家公园与社会的情感联系,强化了国家公园的社会 文化认同,又彰显了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 念。栖息地适宜性评价与行为分析法是划定荒野保护区的重要 方法,通过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谱系,在 生态环境谱系基础上通过行为交互作用分析建立游憩机会谱系 与社区村落谱系。荒野保护区整合了三大谱系,建构了以荒野 保护区为主体的管理分区体系,把各个功能区有机组织起来, 形成结构有序、自然共生的人地耦合复杂生态系统。     

英格兰国家公园居民社区规划政策评述 以峰区国家公园为例

英格兰国家公园是以保护人与自然共同作用形成的"第二自然"为目标而设立的保护区。国家公园内有大量居住在乡村与城镇的居民社区。上述情况与中国的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情况相似,对于中国在建设国家公园体系过程中合理处理居民问题存在积极的借鉴意义。系统介绍了英格兰国家公园规划体系,以及国家公园居民社区与英格兰历史遗产保护体系、景观特征评估体系的关系,均以峰区国家公园为例进行说明。随后详细介绍了峰区国家公园居民社区规划政策。最后针对当前中国风景区居民社区现状,指出应当进行居民社区评价并有针对性的制定规划政策等建议。     

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支撑“双评价”的探索实践——以承德市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例

围绕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如何科学有效支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文章以河北承德市为研究区,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数据分析基础上,总结承德市资源环境禀赋特征,开展基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的生态保护重要性、农业生产适宜性及承载规模、城镇建设适宜性及承载规模评价技术路线制定,研究不同自然资源环境条件与地质背景调查分别支撑各单项评价中的哪些要素,得出各类评价结果,分析现状问题和风险,识别潜力空间,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支撑市级尺度“双评价”提供了经验借鉴。     

国家公园的生态空间管控单元：概念、构建与应用

【目的】自然保护地规划中常用的空间分区方法存在管理目标和内容不够精确、与生态系统的层级性和动态性不匹配等缺陷。中国南方地区的国家公园普遍面临土地权属复杂、人地矛盾突出等情况。探索基于管理目标导向的层级化空间管控划分方法,对更科学、精准、经济地实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提出生态空间管控单元概念和耦合管理目标的多层级空间管控体系,对比分析生态空间管控单元的主要特征,并提出建构框架和流程。以拟建南岭国家公园为案例,基于上述方法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等数据进行生态空间管控单元的建构。【结果】生态空间管控单元体系的建立,将南岭国家公园原有的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划进一步细分为16类管控单元并建立了相应的正负面行为清单;以自然演替方式为主的严格管理区域占总面积的比例,从二分区制的51.06%提高到管控单元体系划定的85.54%。【结论】生态空间管控单元的提出与应用,使得国家公园保护管理的强度和精确度得到有效提升,并可进一步支撑地役权保护等专项管理工作落地实施。     

生态文明视野下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研究 与思考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自然保护地①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区域，其规划也应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1]等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针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特征和困难，将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统筹社区发展等方面作为规划研究的重点，使规划既成为各自然保护地工作的基础和管理的依据，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     

牡丹江市中心城区浅层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地下空间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地质环境条件影响着地下空间资源的质量特征与发展难度,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评价。牡丹江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受区内地形地貌、岩土体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问题和场地稳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基于牡丹江市城市地质调查成果,建立了牡丹江市中心城区浅层地下空间(0~10 m)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按各指标的地质环境条件对研究区进行了分区,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了各指标权重,最后通过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各指标分区图进行叠加,得出研究区浅层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分区图。评价结果表明:牡丹江市中心城区浅层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可划分为适宜性优区、适宜性良区和适宜性中区3个质量区。其中,适宜性优区和适宜性良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42.4%,分布于高平原地貌单元上;适宜性中区约占全区总面积的57.6%,主要分布于高漫滩地貌单元上。在该区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时,建议提前做好该区的洪涝等灾害的防治工作。研究成果可为牡丹江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提供参考。     

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涵与途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哲学命题,也是科学问题,从生物共生、社会共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同文明时期和谐共生的内涵不同。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三层含义:生命共生、文化共生、区域共生,即人与野生动植物和睦共处,民居建筑及各类游憩、管理、保护设施建筑从选址到形态风格均应尊重地方历史、传承风景文化、保护乡土生态。国家公园生态服务流与生态产品价值流必须惠及地方居民、驱动区域发展,区域城镇与社区需要积极支持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形成保护促发展、发展促保护的良性可持续机制。按照帕森斯AGIL模型理论,能力提升、社会协同、保护文化等是国家公园和谐共生的必要条件。由此提出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4个机制:持续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国家公园与区域发展一体化机制、国家公园社区的多重发展机制、动态即时的监测反馈机制;及4个途径:高效的管理体制、精明的保护政策、科学的管理规划、严格的保护监管处罚。     

集体选择视角下国家公园社区参与制度研究

我国正处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 起步阶段,社区参与制度作为国家公园管理 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为国家公园内的地方社 区寻求经济社会福利的重要保障。本文拟 在评述近年来国内对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国外国家公园体系中社区参与制度的经验, 并基于集体选择理论,从制定和执行两个 阶段,提出了中国国家公园管理体系中7条 社区参与制度设计原则：清晰界定用地边 界和行动主体;制度必须因地制宜;获得政 府认可的社区自治权;完善监督机制;制定 分级制裁机制;建立解决冲突机制;构建嵌 套式管理体系。     

基于文献调研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类型及热点研究

分析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的类型和分布热点,并研究冲突分布与保护地自然、经济条件的相关性。采用基于已有文献的文本分析、绘图分析、核密度分析、叠加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可分为9类,其中限制访问冲突、农业和土地利用冲突、公园利益和税收分配、人类与野生生物冲突等4类较普遍;社区保护冲突的分布热点与森林资源分布有较强相关性,与社区经济收入状况相关性较弱;不同冲突类型的热点分布具有差异。研究结论包括: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保护冲突目前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社区对于精神层面的损失尚不敏感,社区的直接资源利用受限是引发冲突的最常见原因。森林生态系统类保护地的社区保护冲突受到最多关注,且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社区中广泛存在;不同类型冲突的热点分布存在差异,受社区资源依赖程度、旅游发展等多因素的影响。     

Lebensdauerbemessung im Betonbau

Ein effizientes Lebenszyklusmanagement von Betonbauwerken erfordert die Dauerhaftigkeitsbemessung beim Neubau bzw. die Lebensdauerprognose für Bestandsbauten. Sie ermöglichen gleichermaßen eine wirtschaftliche wie auch eine nachhaltigkeitsbezogene Optimierung einer Konstruktion bzw. einzuleitender Erhaltungsmaßnahmen. Der vorliegende Beitrag behandelt schwerpunktmäßig die Dauerhaftigkeitsbemessung. Dabei werden weniger die Schadensmechanismen auf Bauteilebene beleuchtet als vielmehr die Methodik des Übergangs vom Bauteil zur Gesamtkonstruktion. Ebenfalls wird dargestellt, wie die Interaktion dauerhaftigkeitsrelevanter Einwirkungen modelliert werden kann und wie singuläre Risiken (z. B. Spannstahlkorrosion) in einer Gesamtbetrachtung berücksichtigt werden können. Service life design in concrete construction – From the deterioration process related to components to safety analysis of whole structures Relevant methods for the lifetime management of concrete structures are the design for durability relating to new structures and the lifetime prediction relating to existing structures. These methods allow to manage the entire lifetime of a concrete structure while avoiding cost‐intensive maintenance measures and corresponding downti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sign for durability. Major emphasis is put on the presentation of methods to describe the behaviour of the concrete structure as a whole resul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eterioration effects on the member level. Based on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deterioration mechanisms occur in combination with each other, procedures for modelling interactions and singular risks (e. g. corrosion of tendons) are dealt with as well in this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