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决策与公众参与

随着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的增强,城市规划中的权力主义开始泛化为全体民众的公共意志,规划思想体现出保障公共利益的人本主义、生态主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简要介绍了韩国、日本和德国的公众参与制度,并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形式,对今后我国的公众参与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重构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体系——2010年以来英国规划创新与争议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地方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英国政府自2010年以来,为消除传统规划缺乏应变能力及效率低下等弊端,进而重构可持续的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编制体系和规划执行机制等两个层面,推动了一系列政策创新:包括压缩上位规划层级,强化地方决策权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注重评估审查环节,兼顾开发灵活性等.英国规划创新存在诸多现实争议,如新规划体系能否体现可持续发展诉求,地方间协作机制能否替代区域空间战略,地方规划能否胜任开发管理需求,地方社区能否在邻里规划中发挥主导作用等.尽管如此,政府权力、社会组织和市场利益之间多方制衡的自我修正机制,为规划体系的持续调整和良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情景规划方法的理论探源、行动框架及其应用意义——探索超越“工具理性”的战略规划决策平台

探究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中决策行为的情景依赖的特征,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厘清“各派”情景规划中的步骤逻辑及其内在差异;最后结合我国当前的城市发展决策及城市规划的角色,探索情景规划的应用路径、意义与前景.文章认为,情景规划的价值在于为决策者提供了基于其自身情景依赖的理性决策的机制,促使决策者探索规划成立的前提和空间现象背后的真实制约条件.情景规划正面回应了我国精英决策带来必然性的价值渗透,有利于推进规划从“技术决策”到“政治决策”再向“科学决策”的转变.应用过程中需明确情景规划相同步骤不兼容的不同逻辑,以避免混淆情景规划的丰富内涵.     

决策效能指向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改革

相对于传统首长负责制的单中心封闭式行政决策制度,规划委员会制度体现了多元参与决策的价值观和开放决策的科学理性,被各城市普遍采用.在比较咨询协调型、行政型和立法型等3类规划委员会制度的决策效能后,基于城市规划决策效能优化,在中国特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大——政府授权体制框架基础上,依托行政型和立法型规委会制度进行优化设计.新型规划委员会定位为独立于行政机构的实体组织机构,规委会的职责权限由立法机关即人大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授予,作为人大的派出机构,直接向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保证其法律权威性.研究进一步对规划委员会的职责和机构设置、组织构成,以及规划决策机制进行了详细制度设计.     

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思考

目前,南昌的公众参与同社会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且普遍存在着事先参与与事后参与脱节、未将被动参与转化为主动参与、缺乏与公众的沟通和互动、规划修改和实施中公众的建议被忽略、公众参与未提升到决策高度等一系列问题。南昌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方面要加强的工作至少有四个方面：更新观念,高度重视公众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广泛宣传规划,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完善规划立法体系;提高规划师素质,深化规划理论和政策的研究。     

略述小城镇经营

一、强化小城镇的设计经营 (一) 决策者经营要素。在设计经营过程中要淘汰传统式的家长决策体制,要及时经营由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决策系统所构成的决策系统,为城镇规划设计师获得、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力和途经提供条件。 (二)政府机构经营要素。以镇政府领导为首的政府机构担任城镇决策者的角色,传统的政府冗烦的“官僚体系”和僵化的“计划指令作风”阻碍城镇建设的进度,甚至给城镇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政府机构经营,要求城镇规划设计师有责任研究并着力领会“政府”的意图与运作机制,规划设计符合各主体的利益要求,有得有利于城镇规划…     

基于心理分析的规划决策体制改革策略

决策者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主导群体,他们的心理因素在规划决策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决策者的"去个性化""群体极化""群体思维"等心理特征会导致其做出的决策给城市发展造成很大损失.建立以决策者、规划师和专家学者为主导的"三权分立"的规划决策体制有助于增加规划决策的民主性、透明性和科学性.     

规划支持系统:一种运用计算机辅助规划的新方法

规划支持系统(PSS)是许多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和文献中日益热门的话题,但在国内规划界却鲜有提及.笔者综述了规划支持系统的产生渊源、定义、内容和实践.规划支持系统的产生与国外城市规划界两个认识上的重要变化有关.一是对计算机在城市规划中作用的看法变化,二是对城市规划本体的认识,从"为公众规划"到"与公众一起规划"的变化.尽管现在对规划支持系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功能、结构、形式也各不相同,但规划支持系统还是具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规划支持系统都是用于支持多方参与规划的方式,都是提供一个规划师、决策者、普通公众之间交流沟通的平台.规划支持系统本身并不做出决策,也不直接推荐出最佳方案,只是在各个阶段规划的过程中提供支持.所以,规划支持系统不是一种在城市规划中新的计算机技术,而是一种在城市规划中应用计算机技术的新途径,一种运用计算机辅助规划的新方法.最后,对现阶段在中国城市规划实践中,如何应用规划支持系统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闵行区龙柏社区为例

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办法是今年上海推进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课题之一.课题组选取闵行区龙柏社区作为试点,更多地了解了公众的意愿,增加了与公众沟通的渠道,逐步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民主化决策水平.     

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以闵区龙柏社区为例

城市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办法是今年上海推进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课题之一。课题组选取闵行区龙柏社区作为试点,更多地了解了公众的意愿,增加了与公众沟通的渠道, 逐步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提高了城市规划的民主化决策水平。     

非法定规划方法初探

非法定规划适用城市规划的般方法思维科学万法，决策科学方法、工程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经济学方法。在编制非法定规划时、规划师的思维方法、工程技术方法应用的深度、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方法应用的广度等皆与法定规划的侧重面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对创新思维的应用，在非法定规划中应予以强调。     

论我国城市规划审批决策体制的正义与效率

规划审批决策是城市规划的关键,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总体功能的有效发挥,也关系到城市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整个城市公众福利的充分实现,而兼具正义与效率价值的城市规划审批决策体制应为城市规划审批决策的关键。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行政最终决策体制缺乏正义与效率。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作为一种革新城市规划审批决策体制的有益尝试,目的在于以城市规划委员会集体决策的方式取代过去行政首脑个人决策的方式。但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还名不符实,尚须在赋予城市规划委员会独立的审批决策权、改变城市规划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产生方式与监督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批决策过程等方面加以完善。     

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的问题与对策

总结了当前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调整工作引发的系列问题,分析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主要表现为认识问题的局部思维、管理角色的多重叠合、公众参与的消极被动以及法制约束的盲点。提出控规指标调整工作改革的对策建议:改进控规指标调整的决策机制、实行控规指标调整政务公开、健全依法行政的法制环境、构建市场信息的反馈机制、强化控规指标调整的整体调控、完善规划调控的经济政策。     

关于完善城市规划行政决策体制的思考

对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决策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就是要使决策人的行为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服从于社会公共利益,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领导者的素质是影响城市规划行政决策最主要的因素。服从、服务于公共利益是城市规划行政决策的价值取向。城市规划委员会作为一种集体委员会制的决策模式,可以与行政首长负责制决策模式互为补充、相互协调。优化决策结构、完善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度、进行决策体制改革是我国城市规划行政决策体制建设的三大任务。     

新人本主义的规划思想研究

城市规划理论一直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徘徊,此文从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入手分析了城市规划思想史的发展,提出了新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并且将民主集申制的思想融入到城市规划中去,阐述了新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以及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应用。     

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的城市规划体系

城市规划体系必须突出其作为地方事务的特点。首先,要明确国家和地方事权,国家对地方城市规划的审批只需要审查涉及区域、流域协调和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减少单一城市发展对区域的不良“外部性”影响;其次,要重视建立地方规划编制、决策和管理制度,明确规划委员会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的地位,在“市场—行政—公众”之间形成制衡的权力体系,以保证城市的有序发展     

现有制度框架下规划决策体制的渐进变革之路

试以深圳市规划委员会制度为例,检讨以规划委员会制度为突破口的规划决策体制改革的成效,从制度层面和运作规则层面剖析现行规划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地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在规划委员会职能、定位及具体运作规则等制度设计方面的先进做法,并结合我国规划委员会制度运作的法律与行政体制环境,从确立规划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完善规划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改进规划委员会的决策方式、健全规划救济机制等方面提出现有制度框架下规划决策体制的渐进变革建议.     

Revisiting a programmatic planning approach: managing linkages between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shows considerable overlap with managemen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Notabl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Recently,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theory, the idea of programme management has gained prominence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to coordinate on a tactical level. Programme management links to both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s it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related projects in order to realize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line with the tradition to integrate management theories into spatial planning,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power of a programme management approach in a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context. We investigate whether and how a programme management approach when applied in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can deal with three important interrelated challenges that emerge between the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level in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1) linking strategic goals to operational projects, (2) developing the accompanying joi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and (3) moulding fixed and separate procedures into more adaptive joint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o do so,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case study of two recent programme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 Dutch transport and land use planning. We show that both programmes function as platforms where different parties come together and where a wide range of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tools are used to guide the programme in a specific direction.     

城市建设规划中电力规划分析

电力规划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占的地位很重要，不仅保障了城市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而且优秀的电力规划对于城市建设经济成本的节约也有一定作用。因此为了保障整个城市建设规划的良好进行，电力规划工作必须完成好。     

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性质及作用分析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正在组织编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但在规划的性质和其与国土空间规划关系的认识理解上,存有诸多争议困惑。本文在充分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从对空间规划和发展规划的关系、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关系探讨分析入手,重点围绕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的性质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国土空间规划是规划技术和政策手段的结合体,发展规划则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组合包,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的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同样需要分级并建立相应体系,该规划性质需要从技术性规划向政策性规划转变,规划思路则需要从均衡发展向以差异化为主的思路转变,规划作用则应从引导性规划转为约束性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