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雨条件下折线型滑面的大型滑坡稳定性离心模型试验

以大型土工离心机为技术依托,采用离心模型试验,研究开挖和降雨对滑面为折线型的大型滑坡变形破坏和稳定性的影响。试验中采用变形标志点、颗粒图像测速技术(PIV)和可承受高离心力的传感器,在获取坡体土压力、孔隙水压力和位移矢量场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开挖和降雨诱发大型滑坡变形破坏的特征及失稳模式。试验结果表明,在滑面形态变化大的部位开挖卸荷容易引起折线型滑面大型滑坡的局部复活;受开挖卸荷和降雨影响,滑坡后缘的开挖斜坡位移最大且最先失稳;受降雨的影响,滑坡前部位移较大,坡体表面变形破坏严重,开挖斜坡下部发育一条次级滑裂面,滑坡后缘和开挖平台前沿滑面坡度突变处各形成一条潜在主滑裂面。离心模型试验显示折线型滑面的滑坡受开挖和降雨的影响可表现出分级分块滑动的变形破坏特征。稳定性分析表明,降雨使折线型滑面的大型滑坡不同滑段稳定性系数不同程度降低,滑坡后缘、开挖斜坡和滑坡前缘处于不稳定状态。     

地质灾害形成的内外动力耦合作用机制

 以三峡水电工程库区大型山体滑坡为研究对象,从三个方面研究地质灾害形成的内外动力耦合作用机制：(1) 通过对大量古滑坡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发育时间的研究,寻求滑坡时空分布的控制因素,揭示滑坡发育演化与地球内外动力耦合作用的关系;(2) 通过对大型基岩滑坡滑带发育演化过程的研究,提出滑带形成演化的典型四阶段模式及其内外动力耦合作用机制;(3) 以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为例,通过对泥化夹层和滑带结构的精细地质分析和测试,重建滑带形成演化过程,研究千将坪滑坡发育及滑带形成的内外动力耦合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新构造运动和第四纪气候变化的耦合作用是三峡库区发育多期大型古滑坡的主要动因;层间剪切作用和水岩相互作用的耦合是基岩滑坡滑带形成演化的主控因素;应重视三峡库区新生滑坡的研究,特别是对重点地层的层间剪切带地质力学特性的研究,将是发现和预测新滑坡的重要途径之一。     

不同影响因子对地震滑坡的贡献率分析

根据汶川地震滑坡数据资料,并运用贡献率分析法,以滑坡数量、长度、面积及体积为发育指标,探讨了地层倾角、高差、坡度等因素对滑坡发育的贡献率,对山区滑坡危险性评估和滑坡灾害的防治具有现实意义。     

汶川强震区公路沿线地震崩滑灾害发育规律研究

 汶川强震区地处龙门山区,在深切河谷地貌条件下,地震诱发大量崩塌及滑坡地质灾害,给沿河谷布线的公路造成严重损毁。在调查掌握约6 056 km灾区公路沿线地震崩滑灾害详细资料基础上,根据地质构造、地震烈度进行段落划分,研究分析各段灾害特征及其与地质构造部位、地震烈度、岩性等之间的关系,统计分析各段落灾害点密度及平均规模。提出汶川地震崩滑灾害分区,将受灾区划分为极强烈发育区、强烈发育区、较强烈发育区、中等发育区和弱发育区等5个区域。得出汶川地震崩滑灾害如下发育规律：(1) 3条断裂带对崩滑灾害发育的控制作用：前山断裂都江堰-竹园坝段为山前弱发育区和上盘中等～强烈发育区的明显界线,竹园坝NE方向则控制作用减弱;中央主断裂自映秀至东河口段上下盘灾害有显著差异,2个极强烈发育区均位于上盘,且被后山断裂及重要岩性界线所严格限制,东河口NE方向控制作用减弱;后山断裂之茂汶断裂为极强烈发育区和较强烈发育区的明显界线;后山断裂之青川-平武断裂在青川-沙洲段呈现出明显的断层上盘效应。(2) 岩性控制作用：不同岩性类别地震崩滑灾害发育程度有显著差异,侵入岩体和灰岩、白云岩类地震地质灾害发育密度最高、平均规模最大,千枚岩类灾害发育密度最低、规模最小,碎屑岩类和砂板岩类介于其间。(3) 地貌控制作用：河谷岸坡相对高差越大、地面横坡越陡峻,地震崩滑灾害越发育。陡坡硬岩段为地震崩滑灾害高发区,失稳主要发生在斜坡中上部、陡缓变坡点附近。(4) 399条实测地质剖面的统计分析表明,地震诱发崩塌失稳部位坡度一般在40°以上。(5) 动力条件下,坡体结构是边坡岩土体变形破坏的控制性因素,土层及强风化层–基岩斜坡、发育外倾结构面斜坡更易失稳。     

牵引式滑坡后缘破裂面形成机制试验研究

由于河谷下切或者坡脚开挖,常会造成自然斜坡牵引式滑动,形成多级后缘拉裂面。后缘面的形成机制对牵引式滑坡的稳定性分析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试验测试和理论分析。开发能够同时模拟地下水对滑带软化作用和滑坡渐近破坏过程的试验装置,由若干渗透盒构成分段式滑面,可以模拟各种几何形态的滑动面,通过对不同渗透盒注水,可模拟滑带分阶段饱和软化,从而实现对各种滑坡破坏模式的模拟。设计4种试验方案,模拟圆弧型、折线型和直线型滑动面,以及三段线和两段线坡面线。分三阶段设计滑坡工况,测试滑体后缘面破裂倾角。试验表明,后缘面倾角试验值受滑体厚度和失稳滑段位置影响明显。假定牵引式滑坡的后缘面可能形成机制为整体滑动式、滑动拉裂式和滑动剪切变形式,计算后缘面倾角。比较表明,滑动拉裂机制计算值与试验值最接近,在试验值上下浮动,相对误差小于10%。据此认为牵引式滑坡的后缘面形成机制为:底滑面失稳下滑,在失稳滑面末端对应的滑体部位出现了拉破坏区,拉应力由最小主应力控制,拉破坏面方向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基本一致。     

三峡库区万州城区吴家湾滑坡特征及成因分析

基于吴家湾滑坡的地理位置及地质环境条件 ,从滑坡周界、滑坡体与滑带的物质结构特征、滑床、滑坡变形破坏迹象等 ,深入分析了吴家湾滑坡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吴家湾滑坡的形成条件及主要控制性因素。本文归纳的吴家湾滑坡形成四个方面的主要条件及两个方面的主控因素 ,为其后进行稳定性研究及整治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岩门村滑坡高分辨率遥感调查与机制分析

 2007年7月7日,四川达县岩门村斜坡发生滑坡,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1.5亿元。采用滑坡前后的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及“数字滑坡”技术,获取滑坡地质环境及滑坡前后的道路、水塘、植被群位移及高程变化的定量信息,根据斜坡各部分变形特征,将其划分为主滑区、牵动滑区、强影响区及影响区4个部分,各自活动方式分别为快速推移+前缘砂土液化和面状流动,牵引(或后退)式滑移,受拉力发生拉张裂缝、错位和局部位移,以及受振动发生小规模的裂缝和错位。以DEM求得原地面以上的滑走及堆积方量分别为132.6×104和132.2×104 m3;结合钻孔资料求得滑面以上滑坡规模为1.97×106 m3。岩门村斜坡具备形成滑坡的岩性及坡体结构条件,但所临河谷狭窄,难以发育大型厚层滑坡,但有适宜的临空空间供局部浅层滑坡活动。长期强降雨是岩门村滑坡的主要触发因素。就斜坡整体而言,本次滑坡活动释放能量不充分,在连续降雨情况下局部可能再次发生浅层滑坡,但难以发生整体大规模滑移。     

广州市花都区斜坡形态与崩塌、滑坡的关系

崩塌、滑坡地质灾害载体主要为斜坡,分为人工斜坡和自然斜坡,斜坡形态特征、地质体岩土特征、地貌地形特征及植被发育等特征对崩塌、滑坡具有一定控制作用。本文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系统阐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载体特性的关系。研究表明,崩塌、滑坡的发生受斜坡形态、岩土体类型、地形地貌控制,与植被发育情况联系密切。     

基于数量化理论III的滑坡发育影响因素及耦合作用强度分析

 探讨西藏朗县研究区内滑坡发育的地质环境影响因素,借助GIS技术将影响因素指标量化,采用数量化理论III对滑坡发育的影响因素及其耦合作用强度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对区内滑坡发育起主导作用的是降雨因素、坡体岩性、平均坡度、坡体前缘河流影响距,起重要作用的是坡体高度、外营力与人类工程活动、地震烈度因素,起一般作用的是土地利用因素;确定出年均降雨量、含残坡积物和绢云母千枚岩的滑坡体岩性、200 m内的河流影响距、35°～45°的平均坡度、地震烈度、高于200 m的坡体高度因素为滑坡发育的主控因素,可为区内开展滑坡评价工作提供依据;区内29个滑坡的影响因素耦合作用强度以±0.01为界进行强、中等、弱分级,耦合作用强度越高,滑坡发育程度及潜在危险性越高,对区内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分析结果以实地调查的可靠性验证,表明数量化理论III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为滑坡灾害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数量化理论Ⅲ的滑坡发育影响因素及耦合作用强度分析

探讨西藏朗县研究区内滑坡发育的地质环境影响因素,借助GIS技术将影响因素指标量化,采用数量化理论III对滑坡发育的影响因素及其耦合作用强度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对区内滑坡发育起主导作用的是降雨因素、坡体岩性、平均坡度、坡体前缘河流影响距,起重要作用的是坡体高度、外营力与人类工程活动、地震烈度因素,起一般作用的是土地利用因素;确定出年均降雨量、含残坡积物和绢云母千枚岩的滑坡体岩性、200m内的河流影响距、35°～45°的平均坡度、地震烈度、高于200m的坡体高度因素为滑坡发育的主控因素,可为区内开展滑坡评价工作提供依据;区内29个滑坡的影响因素耦合作用强度以±0.01为界进行强、中等、弱分级,耦合作用强度越高,滑坡发育程度及潜在危险性越高,对区内防灾减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分析结果以实地调查的可靠性验证,表明数量化理论III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为滑坡灾害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城市解读--试论城市意象的模糊性及对策

文章就现代城市特色缺乏、意象衰微而提出城市意象模糊性问题,追溯了其理论与３两方面的原因。作者探讨了相关的对策理论及其非决策 之后,就所截取的城市的四个片断进行了对策性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城市意象力作出有益的探索与尝度。     

浅论亭廊架在园林绿地中的应用

探讨了亭、廊、架的作用及设置原则,提出了园林和绿地中应用亭、廊、架时应遵循宜小不宜大、宜散不宜聚、宜藏不宜露等原则,并结合当地特点、周围环境、绿地性质,以期设计出轻巧别致、新颖美观的亭、廊、架。     

加强工程项目中的设计管理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开发商对建筑项目的品质、成本、进度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设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介绍了项目管理中设计管理的概念和任务,分阶段论述了设计管理在工程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设计管理的核心,并指出了一种研究设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的途径。本文最后列举了两个工程实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设计管理的重要性。     

互动效应与互动发生律初探

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对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工程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互动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互动、互动效应、互动发生规律等概念，对互动效应、互动方式和互动发生律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对互动原理在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物混凝土修补接缝

五年多来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安全度很高的军用飞机场的停机坪上,石油基填缝料的破坏和边缘剥落等情况时有发生,对喷气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对原有的损坏进行修补,减慢将来边缘和接缝的破坏,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正确的安装技术制订了设计标准。     

论墙材革新及墙材装备的发展

墙材革新与技术改进的关系；墙材革新现状及市场经济形势；墙材及装备发展思路；加入WTO后对墙材生产及墙材装备行业的影响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对建设工程质量的剖析

本文通过对我市建筑市场状况的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建筑市场管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提高建设工程质量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     

设备使用与维护及维修在成本管理中的重要性

分析了项目成本管理的含义,针对设备管理在成本控制中的重要性,从设备的使用、维护和维修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利用率、经济寿命率,从而更好地控制项目成本.     

浅议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与合同的前期管理

针对合同文件前期准备工作对建设工程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性,通过招标文件对施工项目的造价、质量、工期、安全等管理目标控制的分析,提出了相应控制措施、方法,为建设单位实现工程管理目标工作明确了思路。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y: the fringe around the Australian metropolis in the 1950s

Metropolitan plans were prepared in Australia from 1948 to 1962 for four of its five biggest cities - the state capitals of Sydney, Melbourne, Perth and Adelaide. They contain the first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ir rural-urban fringes. The earliest, that for Sydney, is the most visionary and radical and defined a Green Belt to contain and shape a slowly growing city; to provide amenities and recreation for citydwellers; and to reconstructa countryside ravaged by 'promiscuous urbanisation'. The next two plans for Melbourne and Perth are much more pragmatic, dealing with the organisation of headlong metropolitan expansion with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seen as suburbs-in-waiting within servicing and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e last, that for Adelaide is a mixture of trend planning with strong design themes partly expressed in the fringe. These are forthright exercises in the master-plan mould.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regarding the fringe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the case of Sydney. These show much more complex issues and perceptions arising, particularly regard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re is consequently an absorbing challenge in describing these dynamic images, and also in shaping a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reflect and handle them.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apparent in the metropolitan plans of the 1950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in this reg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