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水权水价改革的水利基础设施投融资长效机制研究

建立基于水权水价改革的投融资长效机制对于拓展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补齐短板、保障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系统剖析水利基础设施经济学属性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我国水利基础设施投融资的堵点和痛点，全面阐述了水权水价改革对水利基础设施投融资长效机制建设的贡献。围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机制、完善水权市场建设、深化工程水价改革、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苏州市水环境质量改善的财政金融支撑

介绍苏州市水环境质量改善长效运行采取的"管养分离"模式。从政府财政补贴、财政收费、金融扶持三个方面分析了财政金融政策对苏州水环境养护的支撑,并提出还可以通过捐助来补充资金的缺口。     

宁夏用水权改革实践成效及经验启示

用水权初始分配和确权是明确和界定取用水权利边界的有效制度安排。用水权改革对于进一步释放用水权市场潜力、更好激发用水权市场发展动力、加快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具有重要作用。在系统总结宁夏用水权制度改革与实践进展的基础上,从用水权初始分配的有偿取得、用水权市场培育和体制机制灵活创新、用水权监督管理等方面,详细剖析了宁夏用水权改革取得的重要突破。围绕加强用水权市场顶层设计、加快推进用水权市场建设等方面,为高质量推进用水权市场建设提供经验启示和政策建议。     

自然资源产权视角的水权交易价格经济学属性再审视

围绕区域水权交易和取水权交易两种主要交易形式,运用传统的边际效用理论对水权交易价格进行经济学分析,指出一般经济学理论对水权交易价格认识的缺陷。基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要求,从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战略高度,提出水权交易价格应是水权持有者的财产性收益、是水资源高效配置的经济杠杆、政府调控下的多方均衡结果以及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特殊权属价格。     

空间差异对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影响研究

水资源“费改税”是国家践行“节水优先”“两手发力”的重要手段和政策工具，精准的差别化税额标准能够有力发挥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从试点地区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现实观察出发，基于水资源价值理论、经济学“地租理论”以及“PSR模型”解析空间差异对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制定的影响机理。并参照水资源价值综合评价模型选取影响水资源税征收标准的关键指标，按照地表地下划分类型，选取农业和特种行业作为行业代表构建3个多元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不同水源水资源税税额标准的影响因素差异。研究表明，水资源税税额标准是空间差异下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下水农业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受地下水超采面积影响较大，特种行业水资源税税额标准受需求价格弹性影响较大，不同地区、不同水源以及不同行业用水应实行差异化税额标准。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江苏水资源系统安全仿真与控制

在对区域水资源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江苏水资源安全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模拟仿真。结果表明2018年后江苏省将出现水资源供需安全问题。通过定量分析找出影响江苏省水资源安全系统的4大动力因素,并设计6种不同的解决方案,通过方案对比分析得出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优方案是综合型方案。最后,对江苏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现状、不足及对策

<正>现阶段,我国水权改革步入快车道,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东省等地开展了大量地区间、流域间、流域上下游、行业间、用水户间的水权交易探索。水权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是水权交易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现对我国现有水权交易的水价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剖析     

虚拟水战略视角下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分析了虚拟水战略实施过程中流域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基于经济学角度建立流域内各方利益主体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博弈模型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存在将会导致"囚徒困境"与"智猪博弈"现象,从而造成流域生态补偿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缺失,不利于虚拟水战略的顺利实施。虚拟水战略的实施打破了传统的粮食生产模式及农业用水模式,在改善流域内生态环境与保障水资源安全的同时,需要配套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会造成流域内各方利益主体的非合作博弈,通过设计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模式,有助于保障我国流域内虚拟水战略的顺利实施。     

基于CGE模型的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在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长期摸索与实践中，如何协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有研究虽然在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治理的宏观经济效应等方面缺乏量化分析。论文在传统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系统，并将生态环境视为一个独立主体,着重强调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贡献，构建了考虑生态要素的绿色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表和包含生态要素投入与生态系统账户的宏观CGE模型。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具体数据对生态价值核算价格体系进行修正，量化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收集研究主体的相关数据，并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的角度对不同水平的生态补偿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增值税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等4种情景，均能引致生态补偿量增加，但是在提高相同幅度的情形中不同措施产生的效果有较大差异，以同样提高30%的情况为例，政府对生态系统转移支付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增长了10.01%；其次是企业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与居民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增长率分别为2.77%与1.01%，而提高增值税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效果最弱，增长率仅为077%。除此之外，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提高增值税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当增值税提升30%时，GDP下降了0.002 5%，居民福利水平产生下降了0.002 7%。     

水权价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国家平台交易的经验证据

水权价格的影响因素、作用机制是现有研究尚未用实证方法充分讨论的问题。为了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基于国家交易平台实例，运用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图实证研究水权价格影响因素，可为进一步规范水权定价机制、完善水权交易机制提供参考。研究表明：受让方地区GDP越低，年平均降水量越低，交易期限越短；水权市场成熟度和交易主体所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越高，水权交易价格越高；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作用机制受年平均降水量和水权市场成熟度的调节，当年平均降水量高时，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正向影响较强，而当年平均降水量低时，交易期限对水权交易价格的负向影响较强；水权市场成熟度也会显著影响年平均降水量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