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诗三百》

《诗经》，一部古老而令人满心珍重的书，中国诗歌的源头。其名虽然妇孺皆知，但是从汉代以来，就没有几个真正能完全懂得了。《诗经》一共有305篇，本书作者选择了其中40余篇进行解读，以“国风”为主，纵横深入地还原了《诗经》本来的面目，通过对《诗经》的解读，从而为中国古典诗词做了一次溯源。这本书的主旨正如作者所言：“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它也许是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     

显与隐:宋代《诗》学论比兴

"比"与"兴"是中国传统诗学中两个重要的范畴。相比前代,宋代《诗》学对"比"与"兴"的内涵外延有更为深广的认识。宋代《诗》学阐释"比兴",兼顾经学、文学。从"显"与"隐"的两个维度审视"比兴":从《诗》之大义及温柔敦厚之诗教的角度出发时,"比"较"兴"更为隐晦;但从玩味诗意的目标出发时,"兴"又较"比"为意长。     

论《采蘋》中“尸”字的训释

对《诗经·采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句中“尸”字的训释,历代传本多作“主设羹”、“主祭”、“主持”讲,而徐灏《通介堂经说》和王夫之《诗经稗疏》对此提出了质疑。通过分析“尸”“主”的定义,联系《采蓣》描述的问答情形和《仪礼》中记载的祭祀礼俗,认为诗中的“季女”是师生问答之外的第三人,而“尸”、字应训为“主”,是指已故祖先神灵的象征。     

西方诗经学中的创作年代之辨

西方诗经学经历了传播、译介、研究3个阶段,在第三阶段,各种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将其理论运用于《诗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加拿大学者多布森将语言学运用于《诗经》创作年代的考证,结论与我国传统诗经学关于其创作年代的考证基本一致。而美籍华裔王靖献运用套语理论对《诗经》进行数据分析,对多布森的《诗经》创作年代的＂连续阶段＂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4个连续阶段的过渡时间问题。     

中国美女地图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人们就表达了对美女的不懈追求。中华大地人杰地灵,美女众多,犹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正是这种流动着的色彩,使美遍布了中国历史的每一个角落,以一种最原始而又生动的力量装着点着历史的长河。今天,她们已经成为地域的一种象征,装饰着她们自己的栖息地,同时也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美女文化。     

《诗经》中的孤独者形象解读

在《诗经》中存在着一批表达孤独情绪的人物形象群,这些人物形象,有着不同的身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在他们身上却同样渗透出深浓而悠远的孤独感受。具体而言,这些带着孤独情绪的人物形象群主要有如下四种基本类型,即恋爱中的孤独者、天各一方的孤独者、伤痛的孤独者、不为人理解的孤独者。对《诗经》中孤独者形象进行整理分类后,可以看出《诗经》所塑造的孤独者形象几乎涵盖了人类置身于社会所可能面临的诸种基本困境,是普世人类的生命图像。《诗经》中的孤独者形象塑造,丰富了《诗经》的艺术内涵,其孤独书写亦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凡后世文学中出现的孤独者形象类型都可以追溯至此。     

谈《诗经》中描写女性美的手法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多样,尤以爱情诗为人称道。爱情诗中描写女性的诗篇比比皆是,其描写女性的手法多样。总结起来,一般有精雕细刻、摹形传神;伊人不见、侧面烘托;明月朗辉、衬托佳人等三种形式。     

张爱玲的《诗》学修养

作为一位有深厚古典文学修养的现代作家,张爱玲对《诗经》情有独钟。她不仅在自己的小说、散文中反复阐释《诗经》,而且在创作上也化用《诗经》意境。张爱玲说《诗》用《诗》,未必称得上严格的《诗》学,但她灵活的解说和巧妙的化用,却又使《诗经》呈现出别样的风味。     

缉熙——作为交流形式的符号

"缉熙"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里,是文王的核心思想,被称为"文王之典"。"缉熙"作为符号,是交流形式的符号,是对以言说-倾听为交流结构形式的符号表达。本文借鉴皮尔斯的普遍修辞学原理,对交流的形式进行研究,寻找交流的本质属性。     

礼乐文化背景下的《诗经》阐释

关于《诗经》的解读,一直以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读者和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不同的诠释。然而,对于一部作品的解读,最恰如其分的莫过于结合其时代背景做出分析阐释。《诗经》产生的年代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所以我们应该将《诗经》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即在周的礼乐文化背景之下,再分析阐明《诗经》所反映的当时的文化内涵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