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目标导向的矿业城市新型城镇化风险识别

文章采用基于目标导向的风险识别方法,在总结与分析新型城镇化、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矿业城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进行风险识别,辨识出了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生态风险等四大类风险,共包括41项风险因素,运用德尔菲法进行确认,构建了矿业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风险因素体系。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并对调查的数据进行了探索性检验与验证性检验,剔除了6个影响量表信度与效度的因素,最终保留了35项风险因素,作为矿业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风险识别因素。     

产业结构差异背景下城镇化的生态效应研究——基于非线性视角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假说,采用2001—2014年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城镇化水平对我国地区生态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探讨如何在区域产业结构差异的背景下有针对性地推进绿色城镇化。研究结果表明,当工业化水平较低时,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环境压力下降0.548 6%,推进城镇化可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污染。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推进城镇化转而对环境污染产生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生态环境压力提高1.383 2%。金融发展、工业化、研发投入以及能源消费的增加会造成环境污染,而提升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染。最后,从模型设定的视角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综合测算,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显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能源效率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从纵向来看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从横向区域对比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也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水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聚集区、水生态功能区,但是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消耗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旨在探究以水资源要素为中心考量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分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同时厘清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在其水资源要素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基于200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分析水资源总量、用水效率和水资源质量三重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的3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软化的中介效应及其与水资源约束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水资源约束中用水效率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最大,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促进力度表现出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2)从中介效应来看,长江经济带全流域主要是产业结构软化在用水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时发挥了中介作用,分流域来看主要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上游地区水资源总量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时表现出了中介作用,在下游地区用水效率、水资源质量影响绿色发展效...     

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新型城镇化中的土地统筹流转模式探讨—基于浙江嘉兴“两分两换”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浙江省嘉兴市“两分两换”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践,以土地发展权理论、协同论为指导,探讨新型城市化、城乡统筹与融合发展、产业与人口集聚中的农村土地统筹流转问题。嘉兴市“两分两换”的做法,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典范,符合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和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但也面临资金压力、土地规划限制等问题,需要从“人的城镇化”、土地集约利用、耕地保护的角度,建立农村土地统筹流转的规模结构调控机制、土地发展权价格形成与评估机制、各方利益协调机制、集约用地与耕地保护机制、政策法规保障机制等五大机制。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云南省1986-2016年数据分析

利用内生经济理论中“干中学”模型,构造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社会生产函数,对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与长期变化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利用1986-2016年云南省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性检验。基于分析结果,对改善云南省城乡收入分配不平衡、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以及协调发展工农业提出政策建议。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关系：当城镇化率达到28%左右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产业结构比调整到4.28左右时,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目前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正处于不断缩小的关键时期,城镇化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双向互动对改善云南省城乡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      

FDI水平溢出、自主研发对工业产出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的多维门槛效应检验

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对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8年湾区工业指标数据,基于知识溢出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FDI水平溢出、自主研发及对湾区工业产出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自主研发与水平溢出交互效应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和FDI对人力资本流动、示范模仿、竞争的促进作用与工业产出均呈正相关,而传统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较弱;交互效应方面,自主研发对示范模仿效应表现出正向协同效应,对人力资本流动效应表现出负向调节作用;门槛特征方面,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为单一门槛,分阶段影响系数分别为0.257、0.240和1.369、0.366,自主研发为双重门槛,分阶段影响系数分别为0.278、0.247、0.264。在跨越门槛值后,竞争效应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明显,示范模仿效应和自主研发则发生轻微调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进一步鼓励人力资本投入和企业自主研发,提升外资规模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