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区服务的几点思考

从社区服务的人性化、社区服务的社会化和社区服务的专业化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社区服务存在的一些不足与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区服务;提出根据社区人口特征和社区居民的需求开展社区服务;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方式的人性化;社区服务应关注居民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并提出加强社区志愿服务和建立青年社区服役制度以及完善相关专业教育等。     

宁波市社区服务O2O平台建设居民需求研究

O2O(Online To Offline)平台可以实现社区服务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精准对接,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对宁波市社区服务供给现状和居民需求展开问卷调查,并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发现,社区服务存在供给不足、覆盖不广、手段单一等问题,当前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需求主要为基础生活服务、公益服务、文化服务和就业服务。对宁波市社区服务和O2O平台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应建构面向社区居民、居委会、社区物业、商户、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社区服务O2O平台框架,设计平台具体功能有利于形成供需平衡、精准高效的社区服务模式。     

属地管理与老旧社区"增负" ——基于天津市D社区的观察

相比商品房社区,城市老旧社区由于基础设施陈旧、缺乏专业的物业服务、居民的服务需求更加强烈和多元化等外部原因,再加上工作人员配置不足、职权有限等内部因素,社区减负工作已经是困难重重。然而,近年来属地管理的强化,不但无助于老旧社区上述典型难题的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区服务供给与居民实际需求的脱节,干扰了居民自治的推进,已经演变为推进老旧社区减负增效、提升治理水平的新难题。     

天津：构建社区服务工作的新模式

为了有效解决社区服务中存在的社区便民服务滞后于居民的期望值，政府、市场、社会（居民）三方服务尚未形成良性互补，社区居委会工作过于繁重等各类问题，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天津市东丽区张贵庄街道作为东丽区中心城区，理顺政府、社会、市场三者的关系，不断明晰三者服务事项，通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将三者有机融合起来，构建起新型的社区服务新模式。     

区域治理结构优化研究

在界定区域治理结构涵义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说明区域治理结构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外溢、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居民需求特点与选择特性、居民的参与和地方/城市政府的责任,并详细阐述了发达国家区域治理结构优化的实践及其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区域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未来区域治理的优化方向。明确指出区域治理结构是个复杂的系统,要大力促进区域一体化、建立更少层级的政府体系、建立灵活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重视大都市区的治理。     

老龄化时代的社区便民服务与供给需求导向——以北京市西三旗街道为例

作为主流的养老方式,居家养老需要与社区服务的供给进行良好的对接。提高社区便民服务质量,扩大服务项目规模,通过社会化的途径,使服务与居民需求实现真正的对接,是目前深化社区服务工作的重点。基于对北京市西三旗街道的调研分析,发现该社区便民服务有着良好的供给基础,便民服务供给内容也很丰富,便民设施使用较为普遍,满意度也较高。但也发现,居民对便民生活的服务需求不一,对便民组织的服务需求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因此,街道和社区需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包括志愿者服务及市场化运作,以提升社区便民惠民服务中心的服务水平,强化基层组织服务能力。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心理服务路径分析——以广州GT街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站为例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如何通过对个体情感以及群体意见倾向、正向氛围的把握、干预、引导,以推动社会创新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效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以情感治理为视角,通过对广州市GT街社区心理服务工作站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心理服务在社区多元主体参与深度、情感治理主动性以及配套资源等方面存在不足,从扩大居民深度参与、主动捕捉社区内多样情感需求、完善社区心理服务内容、增强主体互动以及完善资源配套等方面入手,提升社区内各主体的社区认同感、获得感、情感联系,从而进一步提高社区心理服务的效能。     

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公众参与与社会和谐 --对上海和洛杉矶的比较研究

现阶段我国的社区发展总体上属于外推型模式而非内源型模式,社区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参与质量较低已成为制约社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研究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公众参与,对推动中国社区从“政府主导型”模式向“公众参与型”模式发展,对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有积极意义。上海城市管理的组织模式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其社区公众参与的途径主要体现在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上,参与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社区党建、社区自治、社区服务和社区志愿者行动等。洛杉矶（Cityof Los Angeles）的社区组织架构呈金字塔型。公众参与的途径通过社区理事会（neighborhood council）凸现,参与内容主要包括社区服务、社区自治和政治选举。通过比较,上海和洛杉矶在公众参与的角色、公众参与的程度、公众参与的广度、公众与政府的关系、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实现程度以及具有我国特色的社区党建6个方面存在着不同。     

治理式服务:新时代社区服务转型的结构与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最终的检验标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来体现的,在实践中不能将社会治理创新与社区服务割裂开来.在提出治理式服务概念的基础上,指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多元化蕴含着深刻的东方智慧,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需求多元化的挑战上,通过社区互助、社区自助、社区志愿、家庭为本的服...     

社区治理以人为本刍议

论述了社区治理以人为本的必要性。认为要建设和谐社区，社区治理过程则应突出人的主体性，考虑人需求的多样性，符合人需求的渐进性。社区规划要以人为中心，要重视社区文化建设，注重激发居民参与热情。努力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以居民的满意度为社区治理的评价标准。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意识"的构建

城市社区建设愈来愈成为城市管理和城区工作的基础和核心,整和社区资源,深化社区服务功能,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已成为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工作方向,而"社区意识"的养成与构建,则是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应在努力创新社区党建、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和社区服务等内容,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使社区建设真正实现"共居、共管、共建、共享"和最终目标。     

中国社区建设发展趋向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整体转型速度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向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即：社区发展将呈现渐次推进的梯度格局,政府将由直接参与、推动转向为引导、协助社区建设,社区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的能力和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社区居民将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与服务方式将实现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社区服务将进入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为主的内涵发展阶段。     

宁波市智慧社区建设与治理创新研究

梳理宁波智慧社区建设的模式,面向宁波市社区展开问卷调查,掌握目前宁波市智慧社区的建设现状以及社区管理和居民对智慧社区的建设需求,总结宁波智慧社区建设的优势和短板,并从智慧社区建设的主体性重构、智慧社区系统架构、智慧社区的治理创新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思路

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在促进社区建设、满足社区服务需求、促进社区自治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取得良好成效,但合法性缺失、公信力不足、资源获取能力低下等诸多困境仍然制约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新时期,可通过树立社区治理理念、转变政府职能,按需发展社区基金会、打造社区资源集聚平台,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等途径促进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以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提高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研究——以H省A市为例

大力提升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是发挥其应有的服务功能,实现基层社区治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农村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内部治理能力的实证研究在组织结构指标、组织管理指标、组织规范化指标层面上展开。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组织结构不完善,内部治理缺乏有效保障;组织管理能力较弱,治理科学性不足;组织规范性缺失,民主治理不完善。为此,要健全组织结构,促进组织健康发展;提升管理能力,强化治理科学性;加强组织规范性,完善民主治理。     

新农村社区建设新模式——“社区服务圈”

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中的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新农村社区建设中包括新型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社区服务设施是新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载体,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现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统筹的进展程度。＂社区服务圈＂概念的提出,能够最大化的满足居民多样性的需求,同时完善政府的管理体制,使＂村改居＂的顺利进行得到保障,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外来乡城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社区体验视角

利用武汉市外来乡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基于社区体验视角,对外来乡城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外来乡城务工人员城市归属感有正向显著影响,社区服务能力、社区内人际交往水平、社区活动参与水平等因素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可以通过提高社区对外来乡城务工人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外来乡城务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鼓励外来乡城务工人员参与社区活动等措施,提高外来乡城务工人员社区认同感,从而增强其城市归属感。     

社区应急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机理、困境与对策

社区作为联系、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其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实地调查发现,Y社区虽已形成初步的应急治理体系,但仍然存在协同治理成效不彰、公共安全价值理念碎片化等短板,既有的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应对以上困境。针对现实困境,以网络治理理论为指引,着眼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统合资源实现公共价值再生产等治理方向,能够有效优化社区应急治理体系。基于既有应急治理困境分析,围绕“主体—资源—价值”框架,提出纵横联动的治理组织架构、数字赋能促进治理效率提升等应对策略助力社区应急治理数字化转型,有效优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共同体建设路径。     

芜湖三山区社区服务情况调查

介绍了芜湖市三山区三华社区和连群村、长坝村的社区服务状况,分析了这三个社区在社区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对改善社区服务内容和质量提出了建议。     

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的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评价体系构建——以梁家河为例

随着国家旅游精准扶贫实践工作的开展,旅游精准扶贫战略的优劣性及目标的实现程度值得关注。以程序化扎根理论为研究方法,选取革命老区梁家河村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徘徊于贫困线边缘的老区居民对旅游精准扶贫效果的切身感受和体验,构建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评价体系概念模型。研究发现,该评价体系由5个主要影响指标和3个中介影响指标构成,即以居民生存及安全需求、自我需求、家庭需求、社会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为主要影响指标和以政策影响力、社区权力结构、社区领导个性为中介影响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