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想象竞合”的简要分析——基于我国和德国的刑法理论规定

想象竞合犯是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国对想象竞合犯的理论移植于德日刑法,其中又主要参照日本刑法中的罪数论,并且基于我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逐步的调整。但目前在刑事立法方面、理论规定、行为数以及想象竞合犯认定的方面与德国刑法中关于想象竞合的规定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这几方面的简要分析,得出我国刑事立法关于想象竞合的规定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德国刑法。     

环境风险的新挑战与刑法的应对

传统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家刑法究竟能否有效应对新的环境风险,已然成为当前环境刑法中刑法政策和刑事政策上的核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当其冲的是关于实质意义上的环境犯罪,即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为何的理解。应当认为,环境法益或生态法益始终与人密切相关联,是人与环境之间共存性的概念。然而,由于新的环境风险的特殊性,刑法的应对措施更加偏重抽象的危险犯、团体责任、未来指向性的预防措施等,这也导致环境刑法的责任归属原理不同于传统刑法。即便如此,为应对环境新风险,投入现代性刑法手段,也要尽可能遵守法治国家刑法的人权保障政策。因此,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问题,确切地说,不应是行政行为的从属性问题,而应该是行政法的从属性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环境刑法的安定性与信赖性。环境刑法的刑事政策也应从过去指向性犯罪镇压模式转向未来指向性犯罪预防模式,普遍法益的扩张、抽象危险犯的扩大适用、刑法的前置化、刑法的最优先手段等措施的运用必须具有必要的、合理的根据。韩国尽管构建了庞杂的环境法律体系,针对环境犯罪也引入了最新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但在环境风险意识上还有待提高和引起足够重视。     

单一法典化的刑法立法模式反思框架

我国自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系统以及之后的修订刑法,都延续了单一法典化形式,这种刑法立法模式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下,局限性逐渐凸显。要想使得刑事法律的功能得到完全的体现,在新时期就需要结合立法需求,选择规范形式,充分发挥规范性文件的优势。这需要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融合,以及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配合,形成具有完整刑事法体系的立法模式。     

中国死刑立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主要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和走私核材料罪等9种犯罪的死刑,并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由"故意犯罪"提高至"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这将是中国死刑立法改革的又一重大进步。中国当前的死刑立法改革应以非暴力犯罪为重点,成批量废止死刑罪名,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同时严格致命性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进一步提高死缓犯执行死刑的门槛,明确死缓的地位和适用条件;将联合国公约要求的"最严重的罪行"标准和中国死刑政策立法化,完善死刑适用标准;改进老年人免死制度,创建哺育期母亲、精神障碍人、聋哑人等其他特殊主体免死制度。     

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

虚拟财产刑法属性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虚拟财产在类型划分、范畴界定以及安全性等方面存在很多争议,这就使得虚拟财产和一般的财产具有很大的差异。很多国家在立法层面上将虚拟财产化为一般财产,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将虚拟财产纳入到刑法保护范围之内,研究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以及相关保护途径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探索,从而更好促进虚拟财产的发展。     

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与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了转型时期,对刑法的立法内容与立法结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本文主要就转型时期刑法的立法思路展开分析,并阐述转型时期刑法的立法方法,希望能为我国刑法立法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帮助。     

金融风险防范视野下我国金融刑法创新研究

金融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长久发展,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危机也伴随其中。金融刑法作为金融风险防范的重要屏障,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我国金融刑法之金融风险防范的立法缺陷出发,详细阐述我国金融刑法之金融风险防范的立法创新的举措。     

抽象危险犯的刑事可罚性探析——以立法与司法的二元互动为立场

抽象危险犯适应现代社会风险管控的要求,成为刑罚权扩张的手段,但这可能带来过度干涉个人自由的后果。对此刑法理论提出从实质立场对抽象危险的可罚性进行判断的理论,主张以现实的危险状态存否作为抽象危险的认定标准。传统的实质判断论对立法依据上的危险与司法依据上的危险作对立的考察,难以满足抽象危险实质判断的要求。二元的实质判断论主张应当在立法与司法的立场下理解抽象危险犯,首先对抽象危险作立法依据的分类,然后分别判断不同类型的抽象危险在司法认定上的具体要求。     

药品犯罪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药品犯罪刑事立法建立在假药、劣药二元化体系的基础之上,不仅在假药、劣药的认定上存在混乱,也造成了部分有罪行为的无罪化。《刑法修正案(八)》通过后,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刑罚从某种程度上蚕食了行政罚应有的空间。立法应实行假药一元化体制,在此基础上,以保护法益的立场进一步区分药品犯罪中的假药和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假药。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分析

从狭义视角来讲,刑法(criminal law)是界定刑事犯罪,规定对嫌疑犯的逮捕、起诉和审判,以及决定适用于被定罪的罪犯的惩罚方式的所有法律体系。刑事犯罪被解释为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的犯罪,由独立存在的刑法加以界定,而刑事诉讼法为罪行的起诉建立程序。现今独立存在的刑法大致源于普通法,而后被编入国家法令中。现代的刑法颇受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是在定罪、法律研究、立法、改造等方面。基于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理论和实践范围处于扩张趋势,其内部限度标准有两大原则,分别是"一般人的预测可能性"和"法条用语的可能含义"。本文将简单分析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限度,希望能为法律研究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