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不足与修改建议

联系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分析了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不足,对法律进一步明确证据开示主体、证据开示义务、证据开示范围等,提出了建议。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运用和解方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做法却早已存在，而且刑事和解制度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和解现象进行规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和谐。     

非法与瑕疵:证据排除的新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该规则同时规定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虽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运用和解方法处理刑事案件的做法却早已存在,而且刑事和解制度还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此,应当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中已存在的和解现象进行规制,以便更好地维护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增进社会和谐.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证据的客观属性之一,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关于证据关联性的研究着眼于评价证据的真伪及证明能力,英美法系看待证据的关联性则是着眼于证据资格。我国新刑诉法对证据概念进行了新的表述,还应该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证据关联性的涵义,并在司法实践中允许证据被排除方提出异议。     

试论证据的关联性

关联性是证据的客观属性之一,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我国关于证据关联性的研究着眼于评价证据的真伪及证明能力,英美法系看待证据的关联性则是着眼于证据资格。我国新刑诉法对证据概念进行了新的表述,还应该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证据关联性的涵义,并在司法实践中允许证据被排除方提出异议。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庭前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庭前会议中存在着多种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符合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相适应.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正和效率的统一,应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调查、排除和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我国人权保障的影响

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保障公民权利内容的修改和补充,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对害人权利,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其他公民人权的保护３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人权保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

非法证据在庭审活动的大量滥用,导致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在司法坏境和法制土壤不具备的情形下,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重重,如何规制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消极态度和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解决滥用非法证据的两大难题。在程序上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上诉制度,能再一定程度上对侦查机关和法院起到纠错的作用,同时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能对取证行为产生威慑力。     

证据制度引入品格证据浅探

品格证据是一项发端于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对品格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运用这一问题,英美法系国家以证据的相关性为出发点规定了详尽的规则,指导司法实践。品格证据作为当代证据法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不仅对我国的证据立法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刑事诉讼也有一定的支撑和实现作用。但我国学者对其研究却较少。因而笔者以品格证据为题进行了一番尝试性的探讨,以期能对证据制度的完善有一些意义。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探析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日益增强，证据 正成我为控辩双方的必争之“地”，证据开示已成为刑事诉讼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对刑事证据开示的概念、实践要求，理论基础，制度设计作了深入探讨。     

刑事诉讼中“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问题初探

为减少冤案错案的发生,为更好的保障法律的权威,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6月13日出台了《关于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并于2010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以规范司法、执法人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证据的搜集和运用,以保证刑事案件的程序公正。本文浅析"两个证据规定"的具体内容以及"两个证据规定"在诉讼中的具体应用问题。     

简析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司法鉴定的修改

司法鉴定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注重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价值的平衡.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了96年《刑事诉讼法》有关鉴定问题的规定有近二十处,其中保留条款八处,新增条款七处,个别修正条款两处,删掉条款一处,对司法鉴定做了一定的修改与完善,有其进步意义.但对司法鉴定启动权、鉴定人出庭费用补偿、专家辅助人地位、重新鉴定等问题没有涉及.因此,新《刑事诉讼法》有关鉴定方面的规定尚有进一步完善、细化的必要.     

基于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的冲突证据组合

针对D-S证据理论中Dempster组合规则出现的反直观结果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Dempster组合规则适用条件的冲突证据组合方法。首先分析了Dempster组合规则出现悖论的原因及其适用条件;其次发现了基于数据模型修正的冲突证据组合方法不满足结合律的不足,最后依据适用条件对证据模型进行修正并利用Dempster组合规则进行融合,真正满足证据组合的结合律。实验分析表明,所提方法是合理有效的。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探析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日益增强,证据正成为控辩双方的必争之"地",证据开示已成为刑事诉讼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对刑事证据开示的概念、实践要求、理论基础、制度设计作了深入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性化问题完善之研究

法律天生就具备了人性化的属性。法律人性化作为一个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我国随着民主、人权和法治建设的深入,特别是新时期着眼于理性与全局的和谐社会的建构,人性和人性化在中国理所当然受到格外关注。我国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司法机关如何追究犯罪、惩治犯罪的程序法,从人性化视野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意义

证据开示制度源于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体现了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的权利对等.鉴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和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人权意识不断增强与涉外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加的现实状况,引入证据开示制度已是十分必要.这样做,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法律价值,有利于消除控辩双方证据资源不平衡问题,有利于实现诉权制衡,保障被告的基本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文中称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关、范围、具体程序、证明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近年来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案例,该规则的实践效果不彰已成事实。这其中既有来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诉讼模式的障碍,亦有规定本身缺陷、配套措施未得落实的原因,这些都是未来实践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的分野为视角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认为证明标准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性标准,凡是强调证明标准客观性方面的观点大多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这两个概念,＂证据标准＂（亦可称为证据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标准,而该法的主旨便是通过细化＂证据标准＂来试图强调＂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尤其是第53条中前两个条件,完全不在＂证明标准＂的含义之内,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仍然被沿用,这样的表述不但在实践中毫无可操作性,而且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僵硬与机械。     

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的分野为视角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认为证明标准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性标准,凡是强调证明标准客观性方面的观点大多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这两个概念,"证据标准"(亦可称为证据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标准,而该法的主旨便是通过细化"证据标准"来试图强调"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尤其是第53条中前两个条件,完全不在"证明标准"的含义之内,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仍然被沿用,这样的表述不但在实践中毫无可操作性,而且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僵硬与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