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中心还是多中心:北京城市就业次中心研究

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国外城市单中心空间结构受到冲击,就业中心、次中心变化受到关注.通过乡镇、街道尺度的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第一、二次经济普查数据,以北京为例,进行了中国都市区层面的就业次中心实证研究.首先,从功能规模、密度、专门化等视角,分析了北京都市区就业中心和次中心体系;其次,进行了2000年以来北京都市区的就业多中心化趋势研究,对家庭居住区位选择(人口)和企业区位选择(就业)进行了空间耦合关系判断.最后,对北京多中心化的趋势等进行了战略思考.重要结论包括:第一,北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单中心城市,而是一个“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交织的多中心城市,其多中心化空间变迁模式也呈现扇形推进模式;第二,作为首都,北京的多中心格局和变化具有特殊性,在“首都功能-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逻辑下,初步呈现6个首都功能主导的就业中心区和40个左右的首都经济主导就业次中心格局.     

广州市多中心有序的紧凑型空间系统

对于我国大部分老的中心城市而言,在新经济推动下的城市空间扩张中,都面临着突破单中心圈层蔓延的空间结构重组问题.通过广州市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单中心圈层蔓延"的特大城市空间结构走向"多中心有序的紧凑空间系统"的现实必要性,以及可采用的适宜空间拓展模式.     

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空间特征及后疫情时代规划思考

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爆发对我国 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武 汉,作为这次疫情的中心,一个千万人口级别 的大都市,如何提升城市面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空间韧性值得我们反思。本文识别了 武汉就业空间格局及就业中心的空间特征, 初步揭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中心分布和新冠 疫情爆发危险区的空间关联性。就城市就 业空间格局而言,后疫情时代为减少城市内 部疫情的跨区传播,需要形成合理的防疫分 区;为了构建更具韧性的空间结构,武汉需 要优化就业中心职能类型、分层级优化就业 中心规模并且巩固多中心的就业中心格局。 本研究利用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和最新的 企业数据,对武汉3 261 km 2 的主要城镇化地 区进行研究,展示了武汉都市区就业人口的 空间分布情况,为后疫情时代的大都市就业 空间模式优化了提供数据分析基础。     

金融视角下上海大都市多中心分工研究

伴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大都市多中心的职能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功能从以相对匀质的消费性服务为主导,转向以生产性服务分工合作为主导.本文研究目的是讨论金融视角下的上海大都市多中心分工现象及其影响机制,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现象分析部分,从剖析金融服务生产链入手,明确了四种类型的金融功能——管理决策、生产创新、服务和技术支持功能,在上海大都市范围内分离并重新集聚形成中心.机制讨论部分,指出金融深化分工是促使不同金融功能分离和大都市多中心分工现象形成的根本动力.同时,金融政策的引导、城市制造业向郊区转移和集聚以及历史因素等,也在多中心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城市中心体系发展的理论框架探索

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使得经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出现了新的空间结构特征——服务产业向城市多个中心区聚集,并出现职能分工和空间错位发展的趋向,由此形成一种新的空间聚集形态——城市中心体系从中心体系的概念入手,分析中心体系的等级序列和阶段演变,并提出城市中心体系空间研究的技术框架,阐述城市中心体系的一主多副、二主多副、多主中心等不同空间结构类型,解析其内在发展机制,并按照城市产业与空间的发展内在规律分析其相互之间的演替关系     

我国大都市区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上海研究及与北京比较

当前,国内特大城市纷纷采取多中心空间发展战略来缓解单中心集聚带来的城市病,然而在实践中次中心往往难以形成,因而明晰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对于多中心城市结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现以上海都市区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其就业次中心的形成机制,并与北京都市区研究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与交通基础设施对于上海和北京就业次中心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人力资本与距高速公路距离对上海都市区就业次中心形成也具有正面影响;主、次中心的空间相对位置和经济结构因素也显著影响次中心的形成,但北京和上海具体表现有所不同,北京就业次中心倾向于靠近主中心分布,服务业增长较快的空间单元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就业次中心;而上海就业次中心倾向于远离主中心分布,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均对就业次中心形成具有显著影响。此外,政策对于北京、上海就业次中心的形成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效应并不如预期明显。     

上海市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实证检验与战略思考

上海在十余年前就提出了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的政策主张,希冀以此缓解单中心城市结构导致的城市拥挤等问题.为了检验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上海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从居住中心和就业中心两个角度对上海的多中心结构进行了测度,指标分别采用分街道的居住人口密度和就业岗位密度.数据的时间序列对比分析显示,上海基于居住和就业功能的多中心结构尚未形成,且随着时间推移,单中心城市蔓延趋势明显,给下一步多中心结构的形成带来巨大的挑战.为了探寻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和原因,运用了住宅选址理论分析框架,同时结合上海实际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和修正.最后就上海多中心结构的战略走向提出了相应观点.     

多中心大都市城市蔓延特征与对策

基于我国城市快速扩张及空间无序蔓延的事实,研究结合典型的多中心大都市—杭州市,对我国多中心大都市地区城市蔓延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控制路径进行分析。杭州市城市蔓延的成因主要有市区经济不断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连续调整、缺少引导的惯性发展与控制失效、行政分割与多层级控制的重叠混乱。据此,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我国多中心大都市城市蔓延的有效路径:打破城市填充式建设的现状、构建弹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构筑内部紧凑的多中心生长模式,并划定"刚弹并举"的外部控制性城市增长边界。     

多中心跨境城市-区域的多层级管治——以大珠江三角洲为例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并驾齐驱的格局下,全球城市一区域(Global City-Region)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跨境区域(CBRs:Cross-BorderRegions)大量涌现.近年来欧盟国家有关大都市区的研究揭示了多中心(Polycentric)格局和区域融合中多层级管治(multi-level governance)的形态.但罕有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制订对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影响.目前,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大都市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的系统研究尚不多,本文尝试揭示大珠三角作为多中心都市区和跨境区域的多层级管治的形成,演变和影响.本文进一步透过跨境大桥的案例分析,尝试揭示这个跨境域市一区域的多中心和多层级管治格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之处.     

多中心大都市城市蔓延特征与对策

基于我国城市快速扩张及空间无序蔓延的事实,研究结合典型的多中心大都市—杭州市,对我国多中心大都市地区城市蔓延的表现、特征、成因及控制路径进行分析。杭州市城市蔓延的成因主要有市区经济不断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连续调整、缺少引导的惯性发展与控制失效、行政分割与多层级控制的重叠混乱。据此,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控制我国多中心大都市城市蔓延的有效路径:打破城市填充式建设的现状、构建弹性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构筑内部紧凑的多中心生长模式,并划定"刚弹并举"的外部控制性城市增长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