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居民杠杆过快增长的空间因素分析——来自201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SDM探索

选取2010—2016年30个省级区域居民杠杆率作为样本,以经济增长和金融波动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添加人口增长、CPI等宏微观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使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溢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居民杠杆率的空间结构及区域间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居民杠杆率的空间互动关系并不显著,区域间杠杆变化的联动机制和影响因素错综复杂;具体而言,金融业发展能显著提升居民杠杆率,而人口增长率对居民杠杆率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基于此,提出控制居民贷款规模、优化居民杠杆结构和基于区域禀赋原则因城施策的政策建议。     

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因素与路径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8年30个省(或直辖市)的经济增长、产业禀赋、金融市场结构、金融机构结构等指标,对宏观杠杆率、国有企业杠杆率、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杠杆率的结构性分化与区域发展水平相关,在一定阈值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超出阈值后则会抑制增长;第三产业相对比重的增加与杠杆率呈正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多样化能够实现"杠杆率的优化",直接融资对杠杆率有抑制作用;大型金融机构占比对宏观杠杆率有较明显的推高作用,保险市场占比对杠杆率有一定抑制作用,但分部门以及分区域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鉴此,本文建议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多元金融供给体系,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共同促进结构性去杠杆。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债务风险的辩证分析

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及其潜在债务风险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我国杠杆率的历史变动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特殊原因,以及宏观和微观杠杆率之间的背离与联系。本文还对我国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去杠杆"的具体建议。本文认为,应辩证看待我国债务风险: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征和债务结构各异,高杠杆率并不意味着债务危机的必然爆发;但过高的杠杆水平可能导致经济金融环境更加复杂,从而引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不稳定。对此,应对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在分子端做减法,在分母端做加法。     

稳增长、降杠杆:政策悖论下央行货币政策如何选择

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同时出现了杠杆率快速攀升的问题。而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如何应对"稳增长"与"降杠杆"双重压力成为我国央行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有向无环图(DAG)和SVAR模型,本文重点对我国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与杠杆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供应量增加能够推动经济增长,但会导致杠杆率的持续快速上升;而利率的提高在短期内能抑制杠杆率的上升,但在长期内则会引起杠杆率的再次上涨;相比较而言,货币供应量比利率对杠杆率变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总体要求下,中央银行需要及时收紧货币供应总量实现"降杠杆",但同时应当做好市场流动性管理,应加强结构性货币政策调控,以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而促进"稳增长"的实现。     

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的溢出效应及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研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关注之一。在"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明晰我国实体经济杠杆率水平和结构现状,探求实体经济部门之间杠杆的溢出效应,挖掘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度,随后使用TVP-VAR模型建立实体经济部门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联,进一步研究各部门杠杆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实体经济杠杆上升对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正向效应;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的上升不会直接推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累积,但会推动实体经济杠杆的上升;政府部门杠杆上升会对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据此,在对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去杠杆的进程中,应注重各部门杠杆间的联动反应和其内在的杠杆结构。     

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是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在对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关联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复合系统性压力指数法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建立了马尔可夫区制状态转换模型,以挖掘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及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波动明显;企业杠杆率、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间存在动态关联,且两区制特征明显,高压力时期的关联效应比低压力时期更显著;企业杠杆率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会通过影响宏观经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间接影响;宏观经济景气指数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间存在负向影响。鉴此,现阶段应控制好从"结构性去杠杆"向"稳杠杆"转变的节奏,利用"双支柱调控"熨平局部金融失衡和杠杆结构性问题;同时,密切关注部门间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而从根本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测度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SVAR-H-SV模型构建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以此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特征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分析表明:1)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明显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且在金融去杠杆政策实施之前二者的走势呈现上下交错的波动特征,在金融去杠杆政策实施过程中,二者则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特征。2)数量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对较强;而在经济新常态时期,数量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则相对较为微弱。3)价格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短期促进、中长期抑制的影响特征。因此,央行在完善利率传导机制、促进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到价格型转型的同时,还应在保证货币政策调控的灵活性的基础上,加强与市场沟通的广度和深度,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规则性。     

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4～2016年我国22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有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受到银行杠杆率的影响。在杠杆率较低时,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向关系;随着杠杆率的提高,风险转移效应不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关系不断减弱,甚至可能转变为正向关系。杠杆率影响风险转移效应主要呈非线性特征。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杠杆率分位数、银行风险代理变量以及银行样本选择标准,所得结果均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应注意根据杠杆率变化,适时预调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并针对不同规模银行采用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提高政策有效性。     

声音

<正>周小川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47%,其中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65%,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一些地方政府也以各类"名股实债"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加杠杆。2015年年中的股市异常波动,以及一些城市出现房地产价格泡沫化,就与场外配资、债券结构化嵌套和房地产信     

结构性去杠杆对我国区域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影响研究

结构性去杠杆是推动宏观经济杠杆率稳步下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服务地方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域银行受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影响业务结构显著优化。从资产负债表反映的会计信息看,政策实施效果已初步显现。要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结构性去杠杆的政策效果,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的信息反馈作用、兼顾银行机构财务承受能力、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银行机构主动负债能力。     

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会加剧“脱实向虚”吗?——来自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通过对3 0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数据的分析,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企业杠杆率对投资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导致投资转移效应出现;替代效应存在,但投资转移效应是"脱实向虚"的关键成因。本文认为,兼顾"稳增长、防风险和去杠杆"多政策目标、根本性扭转"脱实向虚"现象的关键在于,结构性去杠杆下推动科技进步并提升增长质量,前者提升实业投资回报率,发挥替代效应,带动企业投资实体经济,后者增强杠杆稳定性并降低投资转移效应,避免"脱实向虚"加剧。     

打赢企业去杠杆攻坚战

<正>去杠杆是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任务。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加强企业自身债务杠杆约束,降低企业杠杆率,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强化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财务杠杆约束,逐步将企业负债降到合理水平,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我国防范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推进     

浅析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

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健康发展阶段,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围绕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问题展开了简要地论述。我国目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增速过快且结构不协调,成因主要有制度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企业自身因素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去杠杆,国家应做到宏观调控结构性去杠杆;银行应当坚持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帮助企业降低利息负担;企业自身完善企业内部管理转变融资模式、降低企业财务杠杆。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杠杆演进研究——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率测度与评价

现行宏观杠杆率的测度方法一般用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衡量。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在校正传统的微观资本杠杆率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率测度方法,并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2017年宏观杠杆率的演进趋势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资本杠杆总体水平较低,债权人风险低于股权所有者;制造业上市公司细分行业、不同产权、不同市场化进程下资本杠杆存在不同,结构化去杠杆政策应具体到非金融企业的各个行业乃至制造业等行业的细分行业,而不应"一刀切";现行的宏观杠杆率测度方法缺乏基础支撑,微观杠杆率亦存在扭曲,而基于微观资本杠杆的宏观杠杆测度方法更能够准确测度非金融企业部类的宏观杠杆率。     

结构性去杠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金融或非金融企业的GMM模型分析

本文以我国31个省市2008—2017年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构造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金融杠杆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杠杆不具有门槛效应;金融企业金融杠杆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本文运用差分GMM和系统GMM对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解决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分析研究得出金融企业的高杠杆不利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现阶段处于合理水平,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     

我国企业杠杆率与金融体系脆弱性实证研究——基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

本文基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企业融资类型和杠杆率变化进行理论分析,并构建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指数,进而利用我国31个地区数据对我国企业杠杆率与金融体系脆弱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当前我国企业的融资类型在脉冲反应上与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中的投机融资和庞氏融资具有一定相似性,企业杠杆率的上升会增加金融脆弱性,加大金融逆周期调节的压力,但GDP的增长有利于消减金融不稳定因素,并使得金融逆周期调节压力下降;金融不稳定的加剧及企业杠杆率的上升对GDP长期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但是适度的金融逆周期调节可以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过快增长但并不对GD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去杠杆路径与僵尸企业处置

近年来,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数量与规模大幅增加,严重干扰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对实体经济产生严重危害,如何妥善清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低效产能已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发力点。根据2009—2018年Wind数据库数据,采用指数法识别僵尸企业,并比较金融去杠杆、财政去杠杆对处置僵尸企业产生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金融去杠杆政策,财政去杠杆政策更有利于僵尸企业处置清理,国有企业更适合财政去杠杆的方法。研究结果为处置僵尸企业和渐进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借鉴。     

2011年广东水泥工业经济运行分析及2012年市场预测

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中寻求平衡,注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相结合。在世界经济大幅波动、增长低于预期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广东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     

外部冲击、杠杆率与财务风险预警模型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会给我国经济造成较大外部冲击,该影响不只使市场总体需求下降,在信息不对称作用下还会通过企业杠杆率影响其产品市场竞争行为,放大经济波动,使企业因流动性短缺产生严重的财务危机。文章在对两企业动态博弈模型扩展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外部冲击与杠杆率通过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遗漏外部冲击会导致财务危机预警模型产生估计偏误。外部冲击首先影响高财务杠杆企业,其次通过上下游产业链传导至整个经济体,因而管控高杠杆率企业财务风险是遏制外部冲击传导至我国经济的关键。在央行降准刺激内需背景下,可以针对高杠杆率行业和企业精准调控实现供给侧改革降杠杆目标。     

新疆农村金融区域差异动态研究

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方法,从新疆农村区域金融发展现状出发,实证研究了新疆五个区域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演化趋势,发现新疆农村金融区域总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金融差异;新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呈草帽型特点,金融数量效益为倒V型;新疆北疆西北和东疆的区域农村金融效率相对较高;新疆天山北坡经济金融相关度明显增强。原因在于经济区域差异、资源地域差异和政策与信贷机制差异对新疆农村金融产生影响,提出促进经济发展区域平衡,实行差别化的金融政策,加快发展农村保险与证券业,积极引导民间资本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