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高管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以2011-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高管的过度自信会造成企业并购后绩效的下降;高管过度自信在机构投资者与并购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高管过度自信间接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对于非国有样本,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更易发挥作用;对于国有样本,则无明显中介效应。     

机构投资者持股、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

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将机构投资者持股、内部控制质量与盈余持续性三者联系起来,探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盈余持续性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持续性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质量在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通过改善内部控制质量以提高盈余持续性。文章丰富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后果的研究,为机构投资者作为积极监督者增添了新证据,并通过揭示内部控制质量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盈余持续性之间的作用路径,为提高上市公司盈余持续性水平提供了方案选择。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内部特征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与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进行分组、对比,发现其业务复杂性、企业变化性、上市时间、资金投入可能性和获利能力等企业自身内部特征存在显著性差异;在考虑行业和年度变量的情况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了企业内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从内部控制缺陷中分离出来研究,且把企业内部特征划分为五类,并考虑事务所特征、机构投资者持股情况等企业外部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验证基于不同层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治理的作用,扩展了机构投资者持股特征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影响,从而丰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美国1699家公司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4-2017年美国股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引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二次项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本文考察了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期对我国在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规范机构投资者行为等方面有所脾益。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更为复杂的正"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但在某一特定阈值区域内,反而会出现抑制的作用;在异质性分析中,交易型机构投资者的促进作用明显弱于非交易型机构投资者;通过进一步对企业规模和两职合一这两个调节效应的分析发现当企业规模小于中位数、两职不合一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内部控制与长期并购绩效

企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购是关键之举,而管理层是并购活动的执行主体,从管理层角度探究影响长期并购绩效的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对管理层股权激励、内部控制和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长期并购绩效存在复杂区间效应,呈倒U型,这种区间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而国有企业中则不显著;内部控制和长期并购绩效负相关,这种关系在非国企中不存在,在国企中较明显,可见并购时期内部控制对长期并购绩效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内部控制在股权激励和长期并购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被证实。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内部控制、股权激励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通过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的结合,实现企业的稳步发展。     

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本文以我国沪深2011-2015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引入股权融资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助显著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同时,政府补助还具有信息传递效应,通过影响股权融资规模,间接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即股权融资在政府补助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此外,这种部分中介效应在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存在差异,相对于民营企业,在国企中更加显著。     

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与企业资本成本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16年在我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不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和企业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这些代表高管持股状况的变量与资本成本呈负向关系;高管持股状况在投资者情绪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中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都可以增强投资者情绪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     

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现有关于股权激励的理论认为,一方面,股权激励有助于缓解高管与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进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的价值(激励假说);另一方面,股权激励被认为是对高管的一种补偿,是高管权力的象征,对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并无益处(福利假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7年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其组织资本会得到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支持了激励假说);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治理机制与股权激励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积极效应在企业独立董事比例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的情况下越显著。因此,企业在制定股权激励策略时,除了考虑短期绩效改善之外,可以将股权激励与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组织资本积累相结合,综合考量企业自身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     

大数据时代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基于股权集中度和机构投资者视角

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结论的不一致使得两者的关系始终保持着研究价值。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股东积极理论,以2008—2012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大数据为样本,鉴于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就股权集中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业绩呈倒U型关系,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     

产品市场竞争、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2010—2016年944家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代理成本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代理成本能够显著的降低企业的经营绩效,且代理成本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负向作用要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相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对代理成本的负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2)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而对代理成本与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并不能直接显著的提高企业绩效,而是通过调节作用显著的抑制代理成本对企业绩效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