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轻资产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竞争战略框架下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研究——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4到2016年沪深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从企业产品竞争战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薪酬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高管权力对货币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削弱作用,对于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增强作用。企业实施的产品竞争战略不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不同。     

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在最优契约假说框架下,高管超额薪酬是高管能力的体现,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者越有可能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制定和实施公司的财务政策。高管是并购行为的主要参与者,高管的决策和执行效率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此,文章以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着重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提高公司的并购绩效,产权性质、高管权力以及市场化进程调节了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的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影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影响路径是受到激励的高管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并购绩效的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从公司并购绩效的视角验证了最优契约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为薪酬激励影响下如何提高公司并购绩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股权结构调整如何影响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推行市场化薪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公司业绩增长为高管薪酬差距合理性的衡量标准,研究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上市公司企业绩效越好;国有股权正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负向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0—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OP方法、LP方法测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检验了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即当货币薪酬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货币薪酬的增加而逐渐提高,而当货币薪酬过高亦会导致高管过度激励,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过度激励均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促进了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上述的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计划以及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内部权力的集中性,使得家族企业高管薪酬的分配更容易有失公平。本文针对家族企业特性,研究了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并构建回归模型,得出家族企业所有权集中度和控制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存在负相关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有提高作用,金字塔持股方式会放大加强家族控制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