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高管薪酬契约、风险控制与企业绩效——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视角,运用2008—2013年中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风险控制、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差异;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制度;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绩效相适应。     

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在最优契约假说框架下,高管超额薪酬是高管能力的体现,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者越有可能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制定和实施公司的财务政策。高管是并购行为的主要参与者,高管的决策和执行效率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此,文章以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着重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提高公司的并购绩效,产权性质、高管权力以及市场化进程调节了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的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影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影响路径是受到激励的高管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并购绩效的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从公司并购绩效的视角验证了最优契约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为薪酬激励影响下如何提高公司并购绩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高管绩效激励、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通过选取332家上市公司2008年至2017年十年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高管绩效激励、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这说明提升高管薪酬激励可以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管理绩效;而加入管理者能力这一变量后,同样显示高管绩效激励、管理者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三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管理者能力越强,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高管薪酬激励、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来自石油化工上市公司的数据

本文选取2013-2017年石油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深入探讨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财务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有区间效应的,即适当的财务柔性对企业绩效有提升作用,过量储备财务柔性会对公司绩效有消极影响;同时,良好的高管薪酬管理能够积极的调节财务柔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增强财务柔性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     

轻资产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