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坚持“理学”到接受“哲学”——关于中江兆民对Philosophy译语的立场变化

中江兆民是近代日本特立独行的存在,面对明治时期学界流行把philosophy译成"哲学",他却采用东亚传统的"理学"翻译这个来自西学的概念。然而,在他临终前的两部著作中,最终还是接受了"哲学",对自己一生的坚持表现出妥协的姿态。不过,与此同时他留下了"日本无哲学"的断言。中江兆民的"理学"立场,源于他对于汉学的体认与唯物论的哲学倾向所致;而他的妥协,一方面由于他无力改变日本近代的社会以及学界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标志着主导东亚两千年的经学地位的终结。此后的东亚学界,源于西方的"哲学"范式成为学术主流,在近代中日乃至东亚学界被人们普遍接受。     

从“身体映像”到“身体哲学”——秦汉身体哲学的建构理路与诠释范式探析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人之身体由内而外所呈现的"身体映像"是哲学建构的重要诠释范式之一。诸多思想家以此为基点,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展开诸多经典命题的重新阐释与哲学体系的创建。可以说,正是在对"身体映像"的观照中,秦汉之际的哲人们建构了与众不同的"身体哲学";试图以源于身体认知的经验理性去弥合天人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对天与自然的深度体认与把握。因此,他们通过"身体映像"类比出"天地映像",提出了"同气"、"同数"与"同构"等具体诠释范式,完成了身体哲学的体系化建构。这一点,无论是在道家作品《淮南子》那里,还是在儒家作品《春秋繁露》那里,乃至在黄老作品《黄帝内经》中,均有较为明显的表现。     

伦理道德,何种精神哲学形态?何种“中国气派”?

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论孙正聿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

孙正聿先生耕治哲学近40年,思维出场的空间徜徉于教科书改革与后教科书的"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之中,将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融于一炉,突破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僵化教条话语模式,某些触角伸向历史、现实和对话领域,力图一体多维地阐释哲学之思,其许多思想在30余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潮中居于创新的领先地位。由于学术的突出成就,孙先生成为当代中国秉持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的主要代表。然而,拘泥于单一范式,不可避免也受到范式本身的局限。     

从“宇宙本体”到“系统哲学”——刘述先对“理一分殊”的现代阐释

"理一分殊",最早由北宋理学家程颐提出,他将儒家的"仁体"视为"万物的本体",这一解释道出了儒家哲学的宇宙本体论色彩,也为儒家人伦道德找到了形而上依据。此后的宋儒理学者诸如周敦颐、朱熹等,他们对理一分殊的释义,也基本离不开宇宙本体论的框架。不同于宋儒理学者,刘述先从"系统哲学"的思路去阐释"理一分殊","理一"不能脱离"分殊",只有以动态的、发展的、有机的整体观去把握"理一分殊",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传统的儒家思想找到合理定位。     

音韵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侨三等”VS“假二等”“假四等”及其他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任务是加快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的建设。汉语音韵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学科,也是国学的基础学科,拥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应该继承、光大音韵学的优良传统,也要勇于创新,建设具有时代精神的体系。就音韵学话语体系而言,鲁国尧本世纪初曾提出音韵学新术语"矩形网状语音结构图",今又提出新术语"折叠型切韵图""展开型切韵图"。音韵学教科书、词典一直都采用"假二等"和"假四等"两个术语,但有深弊,于是另创新术语"侨三等",以"良币驱除劣币"。就如何建构音韵学话语体系问题,鲁国尧提出四策:继承、光大;考古;淘汰;创新。这或许是中国语言学界论述三大体系构建的第一篇论文。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

19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国家目标的调整影响了史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源于自然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概念,与"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微妙的契合,也在引入伊始即在理解上发生了有意无意的偏差。"革命"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主要分歧,一是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二是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应当"以现代化包括革命"。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其学术方面而言,最终达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共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不同范式,应当"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这一共识对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专题讨论之二

<正>编者按:本期专题刊发的是第十一届《哲学分析》论坛"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学术研讨会的三篇论文以及孙正聿教授的回应文章。任平教授的《论孙正聿先生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一文将孙正聿教授学术研究的出场范式标定为"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并具体展开为对该范式的学术空间定位与历史底蕴之探究、特点与功能之分析以及自我超越之可能     

“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范式转移与继往开来:中国史学史研究一百年

100年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萌生时期(20世纪20年代)、文献学时期(20世纪30—50年代)、意识形态化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中期)、唯物史观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会通时期(21世纪以来);四个范式:文献学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唯物史观范式、社会史范式。纵观中国史学史研究100年发展历程,学术层面影响史学史研究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史学认识论水平,二是已有研究成果水平,三是研究者学术素养。只有不断提高史学认识论水平,批判承继前人研究成果,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才能实现研究范式创新和开创研究新局面。史学认识论较长时间未有大突破,对前人研究反思总结不足,以及新生代研究者学术素养有待进一步提高,使中国史学史研究继往开来面临不小困难。     

“和”——孔子“礼”、“仁”思想的最终旨归

"和"作为传统思想的主要观念之一,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文章以《论语》文本为基础,分析了"和"这一观念诞生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文化情境,通过分析《论语》中"和"的内涵,进而厘清"和"与"礼""仁"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孔子思想的内在逻辑。     

《新加坡调解公约》下和解协议的“国际性”与“商事性”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的落成给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保障。和解协议的"国际性"和"商事性"是适用《公约》的前提之一,拟从"国际性"和"商事性"的角度,通过比较研究《公约》与其他公约之间、《公约》与国内法律之间就"国际性"和"商事性"的规定之异同,为《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古典舞作品“悲”之“思”

中国古典舞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悲怨形象为代表的诸多作品横空问世以来,即掀起了"凄""惨""怨""殇"为特征的"悲剧"作品创作热潮。这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作品有其独到之处,能赢得观众喝彩,但其后有更多的编导屡屡触及此范式,"悲剧"作品的呈现变得屡见不鲜,观赏之余不由的会考虑到:"范式悲剧性"的古典舞作品岂能任由其发展,在其创作之时,我们的创作者是否应对其做足够的思考与研究。本文就其存在的不足对其进行思考与分析。     

爱默生的“超灵”和中国儒家思想的性善论

美国超验主义的杰出代表爱默生在其超验主义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大量借鉴了东方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中国的儒家思想对爱默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性善论极大地切合了作为超验主义思想基石的"超灵"理论。     

重论分析性与综合性(下)

一种纯语义学的意义概念是能够得到界定的,因而除了与数学和/或逻辑有关的那些承诺,并不需要妄称其他更多东西。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可以充当一种逻辑分析法,而且这能为分析性与综合性之间的严格分界提供辩护。事实上,奎因并非驳斥而只是拒绝了对于自然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思路,因此,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并不过时。     

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影响及原因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党建和中国革命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特别是就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战略策略与前途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具体指导。在这个指导过程中他又有很多改变和反复。这些指导一方面对中共的建设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错误,给中共建设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造成了很大损失。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党建和中国革命的指导之所以出现错误,其原因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运实践理解不透彻,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各阶级认识和分析不深入,也在于苏联受到的现实安全威胁以及斯大林自身性格和工作方法上的不足。     

汉语近义名量词“栋”与“幢”辨析

"栋"和"幢"作为量词义项在现代汉语使用中出现混用的情况。根据原型范畴理论,通过考察语源的历时演变和从抽象概括发展引申并逐渐产生量词义项的过程,重点论述二者作为量词义项修饰建筑名词的异同,进而得出:"栋"用于称量有完整的独立构架结构的建筑,"幢"用于称量在相应范围内不可分割、有相同功能或者外观且可能包括不同结构和层次的建筑;"栋"和"幢"作为量词义项时,两者在一定范围内互用,但是"幢"使用的范围更广;"幢"更倾向于书面语而"栋"更倾向于口语;由于语言的经济原则,出现"一栋"和"一幢"混用的现象时,人们在语言选择上倾向于使用"一栋"。     

“靶子”·“灵魂”·“血肉”:《哲学笔记》和《回到列宁》

文本解读,最为重要的是把握文本的"靶子"(为何要说)、"灵魂"(要说什么)和"血肉"(说出什么)。《哲学笔记》的"靶子"是为什么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理解"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问题的实质";《哲学笔记》的"灵魂"是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哲学笔记》的"血肉"则是围绕这个"问题的本质"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回到列宁》的"靶子"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否具有"非同质性"问题;《回到列宁》的"灵魂"是以列宁哲学思想的"非同质性"为前提而"重新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回到列宁》的"血肉"则是对列宁哲学思想自我批判中的重要问题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