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有影响吗?——以中金岭南为例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高管薪酬对企业整体业绩敏感性方面,而对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文章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为背景,以中金岭南为例来研究检验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要小于对正常营业利润的敏感性,且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存在粘性,这说明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存在"重奖轻罚"现象,因此建议上市公司改进现有薪酬契约,建立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以此避免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高管薪酬差距会影响公司研发投入吗?——以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使用2014年-2016年沪深两市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高管薪酬差距是否会对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产生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差距能够提高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并且高管薪酬差距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研究结果为理解高管薪酬差距与公司研发投入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具体的行业经验数据。     

轻资产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寻租与企业研发绩效

以2009—2016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将政府研发补助作为研究核心,探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产出以及研发效率(以研发投入与会计业绩之间的关系衡量)的影响均正向显著,政府研发补助对研发效率(以研发投入与未来专利产出关系衡量)的影响不显著;对于寻租企业来说,政府补助会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专利产出,但对会计业绩以及研发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于非寻租企业来说,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会计业绩以及研发效率(以研发投入与会计业绩之间关系衡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未来专利的产出以及研发效率(以研发投入与未来专利产出之间关系衡量)均无显著影响。     

竞争战略框架下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研究——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4到2016年沪深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从企业产品竞争战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薪酬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高管权力对货币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削弱作用,对于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增强作用。企业实施的产品竞争战略不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不同。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薪酬契约理论认为较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可以有效约束高管行为并激励其努力工作。然而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风险时,企业的各项决策将会受到影响,其中就包括高管的薪酬制定。文章选取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董事会独立性越低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越强。研究结果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企业薪酬契约的设计提供了有利的经验数据。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高级管理人员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直接推行者和负责人,如果其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无疑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推行将会十分有益。本文从薪酬激励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高级管理人员推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动机"。结论显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负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的关系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     

政府补助、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

近年来,创新能力逐渐成为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上市公司如何通过创新来提高自身价值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本文基于2014～2016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回归模型,研究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考察高管薪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不同所有权下政府补助、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发生的变化。结果表明: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高管薪酬调节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的关系,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薪酬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内部控制与研发强度

本文采用2013—2016年沪深两市422家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基于信号传递理论,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t-1期高管薪酬对t期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层次回归法检验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以及终极控制权不同时内部控制调节作用的差异性。研究表明:高管薪酬对公司研发强度产生强化作用且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公司高质量内部控制环境,使高管薪酬与公司研发强度的正向关系得到显著强化;根据终极控制权进一步分组回归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发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相比于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表现出了显著地调节效应,即在民营上市公司中进行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建设,更有利于内部控制发挥其治理效应,对高管薪酬与研发强度的正向关系起到显著地强化作用。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资行为研究——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5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情绪会对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存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存在高管过度悲观的上市公司则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高管适度理性会适当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情绪会对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此研究能够丰富研发投资与高管情绪相关领域的文献,对研究高管情绪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