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购买动机与经济效应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往文献主要聚焦于上市公司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产生的积极或者消极影响。分别从公司治理和政策环境分析了上市公司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潜在动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上市公司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购买动机方面,公司治理水平、股权国际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程度是驱动上市公司认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后果来看,在更高公司治理水平和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才能提升企业绩效,创造市场价值。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直接影响管理层的激励约束和风险偏好,因而与企业创新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基于PSM的研究设计,实证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从而符合激励效应假说。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主要是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和管理效率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在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激励效果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资行为研究——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5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情绪会对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存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存在高管过度悲观的上市公司则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高管适度理性会适当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情绪会对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此研究能够丰富研发投资与高管情绪相关领域的文献,对研究高管情绪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关系研究

在最优契约假说框架下,高管超额薪酬是高管能力的体现,管理者薪酬越高,管理者越有可能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制定和实施公司的财务政策。高管是并购行为的主要参与者,高管的决策和执行效率直接影响企业并购绩效。基于此,文章以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着重考察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试图进一步探究高管超额薪酬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能够提高公司的并购绩效,产权性质、高管权力以及市场化进程调节了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并购绩效的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超额薪酬影响并购绩效的主要影响路径是受到激励的高管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并购绩效的中介变量。本文的研究从公司并购绩效的视角验证了最优契约假说的有效性,同时为薪酬激励影响下如何提高公司并购绩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激励、董事会治理与并购绩效

本文选取2012-2016年间实施并购重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董事会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董事会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与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并购绩效为显著负向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与并购绩效都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独立董事占比增加,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都能减弱高管薪酬激励对并购绩效负向作用,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此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建立长效高管激励机制、优化董事会结构,提升董事会工作效率、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程度等建议。     

产权性质、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多元化投资

通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多元化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了产权性质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董责险的增多会导致企业多元化战略的下降,表明董责险对多元化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然后进一步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后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呈上升趋势,表明国有产权会削弱董责险对多元化的治理效应。这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了我国有关董责险和多元化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董责险的外部监督假说,并有助于在实证层面上为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经验数据和借鉴。     

资源型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2010-2016年沪深212家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了资源型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引入产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来观察产权性质差异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源型上市公司的的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正相关,而且非国有资源型上市公司中这种积极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资源型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提升起到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不受产权性质的调节。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高管薪酬、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2015-2017年我国A股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并进一步通过产权性质的分组样本检验来探究上述影响关系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成正相关的关系;(2)企业的股权集中度正向促进公司业绩;(3)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而对于股权集中度而言,非国有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     

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以2006—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通过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起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性质有关,民营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