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轻资产公司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文章以2014—2017年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其中的轻资产公司,通过与全部上市企业对比分析,考察轻资产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根据轻资产企业先天特点,引入融资约束,检验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敏感性。研究发现与全部上市公司相比,轻资产公司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高管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不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则是显著的。进一步研究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河南省煤炭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河南省煤炭行业上市公司近五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及其他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高管的高薪收入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仅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偏低,影响公司的长远利益和发展。因此,应合理设计高管薪酬,适当增加高管持股比例,并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以充分发挥对高管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274家国有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以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货币性薪酬与权益性薪酬两者中的比重作为薪酬激励水平,进而探讨两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而且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与企业资本成本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16年在我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不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和企业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这些代表高管持股状况的变量与资本成本呈负向关系;高管持股状况在投资者情绪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中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都可以增强投资者情绪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     

高管激励机制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主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文章选择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激励机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整体上存在会计稳健性,且稳健性特征显著;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降低了会计稳健性,且其降低效果显著;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而负相关关系不显著。研究显示出,旨在降低代理成本的高管激励机制,反而增加了高管虚报利润的可能,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10—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OP方法、LP方法测算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检验了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即当货币薪酬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货币薪酬的增加而逐渐提高,而当货币薪酬过高亦会导致高管过度激励,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过度激励均会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促进了货币薪酬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上述的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应当制定合理的薪酬激励计划以及注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