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童小说《米》的意象叙事

意象是苏童小说叙事的特色之一。苏童创造性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叙事文学领域,以意象叙事代替传统的情节叙事,改变了传统小说较为单调的叙事方式,使文本具备了现代小说独有的弹性与张力。意象叙事的创作策略在苏童小说《米》中运用得最为突出,作家营构了大量繁复隽永、独具特色的意象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意象成为叙事活动的一部分,为作品增添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和更为深厚的意蕴。     

《妻妾成群》中的季节叙事与女性救赎

《妻妾成群》是苏童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陈佐千一家的悲剧故事,反映了传统中国女性通过屈从或反抗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寻求自我的保护与救赎,却难逃封建家庭束缚与压制的宿命。小说以几位年轻女性的命运映照季节之中的夏之热烈,秋之阴郁,冬之萧瑟,却唯独没有春之希望。这种没有“春天”的生活,隐喻女性救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的现实主义书写

现实主义作为美国文学中的主旋律,它以无法变更的主导地位引领着美国文学思潮。现实主义作家都主张"写实",关注中下层人民的劳苦生活,揭露现代社会不为人知的角落和阴暗面。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嘉莉妹妹》以现实主义为其主旋律,同时与自然主义相融合。在该部小说中,无论是从主题还是叙事手法,作者都运用了明显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     

“弃妇”与“怨妇”的对话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勾画出一位优雅而成熟世故的“弃妇”梅尔夫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则向读者推出了一位畸形变态的悲剧“怨妇”曹七巧.在两部小说中,亨利·詹姆斯和张爱玲两位作家都试图通过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细腻描写,彰显出女性对青春、爱情和生活的向往,同时揭露在男权意志的主宰下,女性对一切美好的向往被演变成畸形婚姻、畸形利益.分析作品中两位女性“千疮百孔”的婚姻,探究两位女性婚姻道路的艰辛与坎坷,分析悲剧婚姻产生的内在原因及社会原因.     

共创“重要瞬间”的诗性叙事——比较分析曼斯菲尔德和伍尔夫的两篇短篇小说

曼斯菲尔德和伍尔夫是现代小说的大师,同时又是女性作家的代表,她们对现代主义叙事技巧的娴熟驾驭及个性化创新在短篇小说中彰显无遗。从曼斯菲尔德的《布里尔小姐》与伍尔夫的《邱园》的比较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两位女性作家对主题、人物和叙事结构的处理和对意识流技巧“顿悟”的处理上的异曲同工之处;两作家在短篇小说中以“存在瞬间”为其叙事中心：曼斯菲尔德围绕“闪耀的时刻”,伍尔夫聚焦“重要瞬间”,各自尽显叙事风采和魅力。两者又都以自己的方式凸现现代小说的艺术特征、现代社会的生存状态,在艺术手法上两作家相互照应、相互承托。     

论《喜福会》中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

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喜福会》突出地再现华裔女性的主体构建问题。小说通过“母亲”与“文化”的文化隐喻,以及母女关系背后的文化斗争,揭示了美国华裔女性在种族、性别夹缝中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从而指出华裔美国女性主体建构中的矛盾与迷失。     

论劳伦斯作品的叙事风格

英国作家劳伦斯的小说作品的叙事风格,既体现了对传统的继承,也反映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以小说《儿子与情人》《虹》《公主》为例,分析了劳伦斯作品的叙事手法。     

小说《策马羌寨》中的民族志书写

小说《策马羌寨》是羌族作家冯翔的遗作，该书以现实主义的笔触讲述了北川羌族地区在清末至解放初期百年间的历史风云，是迄今第一部反映羌族人民生活图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因此被坊间誉为“羌族版的《尘埃落定》”。该小说对历史与当下的呈现、民俗与仪式的展演、语言与文学的掘用都蕴含着鲜明的民族志意味。以此视角来进行解读，其文本背后的文学、文化和文献价值便得以展现。     

元小说与元电影的叙事研究——以《苏菲的世界》、《开罗的紫玫瑰》为例

元小说、元电影是“元叙述”寄生的不同体裁,在叙事方面有类似于“大盒套小盒”的故事架构。“戏仿”、“拼贴”、“时空转换”等叙事技巧,复调的叙事架构,在自我指涉的过程中颠覆了艺术的形式,消解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以元小说《苏菲的世界》和元电影《开罗的紫玫瑰》为例,比较元小说与元电影的叙事策略。     

男权社会中的消费品形象分析

以美国作家伊迪斯·华顿的小说《欢乐之家》和中国作家曹禺的戏剧《雷雨》中的两位女性形象———莉莉和繁漪为个案,比较了两位女主角尽管性格各异,但在追求美好爱情和舒适生活的过程中都饱受折磨,相似的爱情婚姻经历和社会处境表明,她们虽然具有“新女性”的潜质,但本质上仍是男权社会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