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的法典化——论苟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苟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论荀子“礼法”思想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解决现实困境的良方,荀子的"礼法"思想便是其中之一,他从"性恶论"出发推出"先德后刑"、"隆礼重法"的礼法结合的治国理念内容丰富、见解精辟,对目前道德缺失、法治不严的转型期的我国有深刻的借鉴价值。本文便通过研究荀子"礼法"思想的社会背景及其内容,希冀为我国的治国方法找到一些有益之法。     

从法律用语看《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特点

从法律用语的角度验证《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特点,指出《唐律疏议》是"礼法结合"突出的代表,其表现为法是维护礼的武器及把礼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等方面。从汉语词汇史角度看,其中词语关涉政治经济、司法刑狱、礼仪习俗等方面,乃法律用语之渊薮。     

礼法相养以为用——兼议荀子与商鞅、韩非的异同

统治者以赢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为目的,而民众政治认同的赢得以隆礼爱民为前提。礼在凝聚社会民众、维系君臣团结等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效用,但它又不是万能的,仍然存在固有的限度。法家所崇尚的法恰好可以弥补礼的不足。有鉴于此,荀子升格了法的政治地位,将其与礼视为君主治国的两种手段。而礼与法的有效落实分别以德教与刑罚为其保障机制。荀子既坚守了儒家以德教为本的价值精神,同时也从正面较为充分地肯定了刑罚的政治地位,但这与法家表现出相当大的理论差异:商鞅、韩非等人认为惟有使用重刑才能禁奸止暴,因此他们积极提倡重刑的政治主张,而荀子提出了刑罚与罪行相称的量刑原则,既反对法家的轻罪重刑,也不同意重罪轻刑。     

简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在整个中华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所提倡的礼的精神和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合为一。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始于汉代,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深化。公元653年,《唐律》的制订、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最终完成。道德习俗(礼)以实在法(法)的形式,具有了正式的法律效力;或者说,实在法(法)作为自然法(礼)的具体化,具有道德规范的作用。     

荀子“积善成德”思想对大学生友善观培育的启示

"积善成德"是荀子提出的关于道德主体通过德行的积累形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思想。当今大学生中由于友善观的缺失存在着人际交往障碍、集体主义情感冷漠、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现象,在荀子"积善成德"思想的启示下,可以通过学以致德、发挥能动性、防微杜渐等方式培育大学生的友善观。     

浅析荀子对礼法的合一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治理当今社会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古代的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了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这就是荀子的礼法合一思想。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刍议

在对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礼法思想浅略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以礼、法主张的发展为线索,构成中华法系封建正统法律的思想基础。     

论法治的道德基础

在依法治国的实践过程中,强调发挥法律这一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作用时,也必须重视道德之于法治的基础性意义,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功能和价值.法治的道德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法治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法治的运行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调节.     

论法治的道德基础

在依法治国的实践过程中，强调发挥法律这一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作用时，也必须重视道德之于法治的基础性意义，充分发挥道德规范的功能和价值。法治的道德基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法治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法治的运行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的完善离不开道德的调节。     

浅析《唐律疏议》“礼法结合”完成的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礼法结合"作为中华法系的特征之一,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至《唐律疏议》最终完成,而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唐初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及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唐律的礼法结合;统治阶级充分认识到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坚持礼法并用的统治思想;法制与礼制制度体系的相对完备;稳定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为礼法结合提供了现实条件等。"礼法结合"的完成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不仅包括对儒家思想和中华法系的影响,还影响了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     

法律教育的内忧与法治主体有效生成的外患

法治中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广大的公民,这是法治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另一类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是法治的技术资源、人才资源。两类主体的有效生成,都根植于高质量的法律教育。而目前的法律教育存在着逻辑误读,法律人才教育、法律职业教育遮蔽了法律国民教育、法律大众教育,事实上造成了法律人才培养的长足发展与国民法律教育裹足不前的失衡,这既是法律教育的内忧,也是法治主体有效生成的外患。     

传统礼治思想对现代法治构建的影响——兼议古代礼法之争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儒家的礼治思想对法律的渗透是广泛而深入的,礼与国家法律的制定、执行,甚至国家的各项基本制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而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法治建设,即依据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而在构建现代法治社会时,礼治思想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应该合理的取舍。     

浅析我国法律信仰之社会基础与改造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基础,我国选择了法治,就是选择了以法律信仰为主导性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法治就必须改造法律信仰的社会基础。我国除了从西方法律文化中汲取必要的精神养料外,变革现行的法律制度,最低限度地满足正义诉求,保障人的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得到充分的展现,这样,法律信仰便会成为人们精神的需求。     

试论荀子的义利观——基于公私关系角度的考察

在孔子、孟子的基础上,荀子对义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荀子谈义时将个体置于群体之下,认为群体是个体得以生存的基础,"义"是人成为人的规定,群是"义"得以实现的前提.荀子谈利时与人的欲望相联系,人的欲求过度就会引起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义利对立发生在公利与私欲之间,平衡公利与私欲的方法是"养欲".以礼养心,令欲适度,行于中和之道.     

现行价格听证参与主体地位的法律分析——H市水价听证案引发的思考

完善的政府价格听证制度是实现法治政府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现行的政府价格听证程序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是由于对参与价格听证程序的法律主体的定位不清所致;必须对参与价格听证程序的法律主体,即主持人地位和消费者代表地位的现状及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以完善现行的政府价格听证制度.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会治理的思考

针对社会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联系依法治国的形势和要求,认为在加强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努力突破人治思维的束缚,逐步使各社会治理主体养成法治思维习惯,运用法治方式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为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积极营造法治环境,切实树立法律权威.     

论荀子的社会管理思想

荀子在其“人性恶”的人性假设之上,以“明分使群”为理论基础,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为出发点,系统地提出了“隆礼重法”的社会管理思想。强调以礼义道德为根本,以法律制度为辅助,将礼治与法治紧密结合,以保证整个社会的井然之序,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而深刻的影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其思想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启迪之处。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新任务。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理念,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工作价值目标观;树立“全员育人”的思想观念;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树立服务意识;树立依法管理的法治观和师生主体人格平等的民主观念。     

依法治校:高校化解矛盾的新路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为视角

高校"去行政色彩"的呼声日益高涨,高校管理方法不断革新,转型期社会各类矛盾不断涌现,"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化解矛盾的新路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明确了法律文化在高校解构、化解矛盾中的优越性,其具体运用亦应分别从人、事、物等方面进行探讨,以顺应当前高校的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