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乡贤治村的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义。乡贤治村正是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点,乡贤对于提高自治水平、推进乡村法治、引领乡村德治能够发挥有益作用,本文旨在研究乡贤对乡村治理的特殊价值,寻找当前村治困境的解决之道,探寻乡贤引领乡村振兴的践行路径。     

“三治合一”背景下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探讨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法治是新时代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应有之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简要分析当前乡村治理法治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治合一"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的路径措施。     

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的法治与德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第一次将德治纳入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德治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法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普遍要求。道德介入法律是有极大必要性的,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从古至今,法律与道德两者共同约束和协调大家的思想与行为,法治与德治时刻规范着社会行为,依法治国以安天下,以德治国浸润人心。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探析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提出是乡村民众治理实践经验总结和国家顶层设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和经验的传承和反思。我们应当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以德治为支撑,从而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的实现。     

法治与德治的德摩根定律——一种走向共和的治理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命题,蕴含着"法治"与"德治"二者同质元素走向共和的治理逻辑判断。从命题的形式和实质逻辑来看,作为两种约束个体变元的"法治"与"德治"在"现代化"体内在关系的演算形式符合德摩根定律的合取否定式和析取否定式的数理推演逻辑,同时于此已然的形式逻辑清晰的描述判断条件外亦是有可确定的经验的普遍性知识的实质内涵支持:人的主体结构、群体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治理经验。因此,"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必然走向一种共和的治理逻辑。     

“共同缔造”理念下乡村治理路径探索——以河南省光山县晏岗村为例

乡村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共同缔造旨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的新期待,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以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晏岗村共同缔造理念实践研究为例,通过对乡村治理独特性的剖析,以及乡村政治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性分析,阐述共同缔造理念下村民自治的先导性,探索共同缔造理念的具体实践路径。从公众参与和村民自治的角度建设完善乡村基层自治组织,以村民为主体,实现村庄的共建共治共享,探索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新途径。     

儒家“德治”与“法治”的思想及其对我国现代法治的影响

在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尽管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很多法律思想都来源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但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却始终影响着我们的法治进程。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儒家主要的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为政以德"、"仁政"以及"隆礼重法"等主要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思想和当下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不同之处。     

寻找当代社会治理之道——中国古代法治、德治、自治思想研究

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动荡的社会,先秦诸子百家纷纷提出了不同的救世主张,构建了其心中理想社会的样貌与达到理想社会的途径。其中,法家主张走"依法治国,严刑峻法"的法治道路,儒家主张走"为政以德,慎终追远"的德治道路,道家主张"君不扰民,民生自化"的自治道路,三种主张筋骨相连,密切相关。如将三种主张分别作为保障、基础与目标,可以为今日中国法制建设与社会治理提供宝贵的借鉴,寻找到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之道。     

成都市地震灾区乡村发展范式研究

基于四川省成都市汶川地震灾区乡村发展的跟踪调查发现:十年来成都市震区乡村经历了从过渡安置到恢复重建,再到发展振兴的三阶段发展历程。在分阶段发展政策引导下,震区乡村整体表现出规划驱动项目建设、善治保障乡村治理的新型发展范式。作为乡村发展的工具包,震后乡村规划成为推动乡村项目落地实施的驱动器与合法性来源。而震后救援中基层政府所积累的社会信任与居民互助型社会支持网络,在推动震区乡村走向自治与共治交互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奠定了乡村规划与项目建设的情感基础。这种乡村发展范式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启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规避传统路径依赖,科学编制乡村规划,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实施驱动效能;同时构建基层政府高信任度与社会网络高联结度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实现乡村科学健康发展。     

略论“枫桥经验”与村民自治

基层社会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作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成功典范,"枫桥经验"值得在新时期丰富发展、广泛借鉴。结合"枫桥经验"的启示,探讨了强化村民自治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意义,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规则体系的建议。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新时代社会转型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实现从"二元化"治理到"三元化"治理机制的变革。将其纳入法治体系中,事关社会治理整体性变革,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乡村规划的启示

文章梳理了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历程,认为现行"乡政村治"模式面临着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弱化、其他新型农村治理主体涌现的新形势,并从推进实用型乡村规划出发,开展乡村治理体系与公共物品供给和乡村规划改革研究。文章将乡村治理领域划分为公、共、私三大范畴,重点讨论如何借助新兴"乡村组织"实现基于"共"的公共物品供给,以及据此改变乡村规划中公共服务中心配置的具体策略和途径。     

“人民城市”理念下社区治理机制研究——新加坡“心件”建设经验对深圳的启示

转型时期,我国社会治理呈现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社区治理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组成部分。文章首先从人民城市理念的历史逻辑出发,发现中国在从街居制向社区制的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本思想始终贯穿于社区治理领域全过程。其次通过系统性梳理深圳和新加坡城市社区治理的演进历程、治理模式和运作机制,总结出深圳和新加坡社区治理体系的特点,并发现深圳在社区治理的软性建设层面较为薄弱,社区自治功能亟须提升。在此基础上研究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法治型治理模式,深入挖掘城市“心件”这一影响社区发展的内源动力,拟对深圳“党政主导、多元共治”社区治理模式下进一步推进基层社区治理体制提供范式参考。     

多元共治的我国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构建研究

农村在我国占据很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就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最迫切的事情。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八大以来,国家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但由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很多农民群众存在的"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引导地方政府采用多元共治的策略,构建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韩非“三反”思想视域下的德治与法治

韩非对于道德本身并不持以否定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在他的对于在政治领域的法治观念中,对于人伦、道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反对德治认为依靠伦理道德无法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唯有利用法律,依法治国才能使国家强盛,本文例举韩非所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三反"思想,阐述韩非对于儒家的德治观念的批判以及高效实用的法治追求。     

苏南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演进研究——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乡村集中社区建设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内涵,其建设类型也深受乡村治理模式的约束。基于乡村集中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内在关联,建立了一个理论动态分析框架,并以苏南为例,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系统地剖析了苏南乡村集中社区类型演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模式出现由"汲取型政权"下的乡村有限自治,向"财政下乡+土地资本化"下的项目治理,再向乡村多元治理方向转变。在乡村治理变迁推动下,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呈现由"村社自主建设"到"政府主导建设",再到"多元主体共建"的演化路径。     

基于共同缔造理念的村庄“三生一体”策略研究——以日照市五莲县董家楼村为例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探索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模式,以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村庄建设为核心的共同缔造理论应运而生,并在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几个试点村付诸实践。共同缔造理论是以改善人居环境为抓手,以调动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来开展的。而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以下简称"三生空间")构成了乡村完整的人居环境。鉴于二者之间有着以人居环境为交集的内在联系,若能将共同缔造理论应用于村庄规划中"三生空间"的三种要素(以下简称"三生要素")优化,会为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本文以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叩官镇董家楼村为例,试图以乡村"三生空间"为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将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的共同缔造理论作用于"三生空间"各个要素,探索乡村"三生一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进而促进乡村宏观治理水平改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城乡关系视角下的乡村治理变迁与发展

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总目标下,乡村治理深刻嵌入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作为城乡关系的重要一端,乡村治理受到城镇化发展的结构性约束,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更需要置于城乡关系转型发展的背景下讨论。从城乡关系演进的视角审视我国乡村治理制度和实践的变迁,发现城乡关系的发展构成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性条件：城乡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决定乡村治理的规则条件;市场要素的城乡交流,诱发治理组织机制变化;城乡社会关系结构转型,影响到基层治理的行动基础。在历史总结的基础上,研究基于“政府—市场—村社组织”的框架,提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塑,并探讨乡村规划作为推进现代化乡村治理工具的积极意义。     

新时代贵阳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并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社会治理虽然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但党和政府是治理的"火车头",起着决定性的引领带动作用。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现基层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现党委政府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居民自治、法治保障"的多元主体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法治精神培育问题探析

从法治精神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法治精神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向保证,乡村文化建设是法治精神培育的重要载体,二者统一于乡村治理的社会实践中。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弘扬和培育法治精神需要从文化主体建设、文化内容建设、文化服务机制的完善以及实践路径的拓展等方面入手,通过积极有效的文化平台建设将法治精神弘扬到整个乡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