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和状态下抢劫罪与盗窃罪的区别

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个案件的形式,对在平和状态下发生的抢劫与盗窃进行法理上的甄别。在还原案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该案的争议焦点对这两种刑事犯罪进行简单区别。     

罪刑法定主义的“得”与“失”

自从刑事古典学派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并将之确定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一直被奉为保护人权、防止刑罚权滥用的国际公认的经典原则。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认可并把该原则规定在刑法条文中,足以显示罪行法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性。但罪刑法定主义诞生以来,对于它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有赞同的,有否定的。理论界对罪刑法定主义带来的积极的意义和弊端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并以此推动罪刑法定主义的发展。本文将介绍主要的争论点,希望能得出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刑事司法中盗窃罪与侵占罪的区分——兼论占有归属的判断

对占有归属的判断在确定盗窃罪与侵占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判断某财物属于何人事实支配领域的关键在于原财物占有人和第三人是否存在委托信任因素;在脱离原占有人财物的情形,对"较为封闭、排他性较强的空间"的认定应采取比较保守的认定方式;共同占有人一方将共同占有财物据为已有的行为属于盗窃,盗窃数额的认定应除去行为人所有部分;具有上下主从关系的双方共同管理财物的占有归属一般属于上位者。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

就拐卖妇女、儿童而言,在司法立法的过程中,确定犯罪对象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研究拐卖妇女、儿童罪及其立法完善相关内容,探究被拐人的亲属是否能成为本罪的主体,探究已满14周岁,但不满16周岁能否成为本罪主体。希望本文的观点能为关注此话题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意见。     

以两起典型案例探讨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的界限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作为常见的财产型犯罪,在现实生活中其犯罪行为常常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进而对同一犯罪事实的定性时常出现争议。本文通过司法实践中两个典型案例的讨论,试图理清三者之间的细微差别。     

盗窃罪行为方式研究——对公然盗窃的质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盗窃罪的行为方式逐渐多样化,使很多盗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造成认定困难、争议严重的窘况。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我国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已趋向多样化。首先公开窃取财物的行为定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关于将公开窃取财物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本论文赞成将公开窃取财物的行为定性为盗窃罪。其次,针对《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扒窃、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本文在尊重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同时提出建议,完善盗窃罪的行为模式,以更加符合司法实践情况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我国盗窃罪的完善探索道路。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下监理人员所负刑责的思考

监理人员因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被判刑责的越来越多,但罪名却比较混乱,同样的犯罪事实涉及多个罪名,如有重大责任事故罪,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还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不论什么罪名,在罪刑法定原则下,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论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

当然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解释的理由,在刑法适用中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解释的推理依据包括规范宗旨和事物本性。法官通过适用当然解释,可以以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为依据,将法无明文规定的事项解释为包含在既有条文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当然解释在实践中的应用体现为举重以明轻和举轻以明重两个方面,通过当然解释得出的结论能否被采用则取决于其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工程监理人员应守住的法律底线

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如何将建筑行业的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须全体工程建设参与人员共同努力。对于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后,监理人员应承担何种刑事责任,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法规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针对监理安全履责谈了几点看法。     

浅谈我国刑法中罪刑法定的司法化

罪刑法定虽然是当代刑法学的一个老话题,但对于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及人权保障问题,仍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规定了类推制度。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并废除了类推制度的司法适用。由此,罪刑法定的司法适用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才得以展开。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提高,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各种疑难刑事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人民的民主思想和司法独立思想也不断加强,由此,罪刑法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现实中对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也存在诸多问题,而且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