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的一种方法,我国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党中央对其发展十分重视,目前,行政问责制已广泛应用在我国的公共行政领域,这表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已经开始走上了常规化、制度化的道路。但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比较晚,在理论基础、具体落实上还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因此,本文主要从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在我国的完善历程出发,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目前的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具有一定的意义。     

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从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来看,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本文结合近几年发生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对行政问责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分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与路径研究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自诞生以来就是保障行政队伍廉洁奉公的重要途径,不断开展的实践探索和获得的学界研究成果侧面证明了该制度的价值所在。然而,在制度的具体适用实践之中,行政问责制并未能充分发挥其设立目的,规制分散、权责不一、程序模糊等问题现实存在。本文即是从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现实问题出发,意在提出几点完善该制度的可行性建议,对此制度的适用与健全进行再思考。     

浅议我国官员问责制度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官员问责制起源于现代西方,是西方政党制和议会制的产物。经历长期发展后已形成一套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我国官员问责源于2003年"非典"事件,经多年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对行政官员的问责正从罕见转为常态,从风暴问责转为日常问责,官员问责日趋制度化与多元化。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现状分析、当前困境、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官员问责制度化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的相关问题。     

对我国网络问责的理性评价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新型的问责方式,对于完善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具有重要作用。网络问责具有开放性、大众性、自由性与便捷性等特点,充分认识网络问责的现实优越性与客观局限性,可以正确把握网络问责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及其行政体制改革的积极方面,也可以认识到网络问责在我国具体的问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其作出理性评价。通过对我国网络问责的理性评价与思考,对于规范与完善我国网络问责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政府绩效评估与行政问责制的关系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和政府绩效评估活动的广泛运用,新时期行政问责制更关注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关系,从政府被动应付转为积极主动的要求。政府绩效评估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与工具,以政府的绩效为评价依据有利于公众实施对政府部门的问责与控制。政府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呈现出彼此推进的互动态势。     

我国刑事冤案纠错问责机制的完善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出现了冤案平反的小高潮,法院共纠正23起重大冤案。刑事冤案纠错救济及问责机制的建设问题也被提出,现有伸冤渠道的不全面与纠错问责制度的不健全为冤案平反工作带来很大阻碍。本文通过分析借鉴国外已有的相关制度进一步探究我国刑事冤案纠错问责机制的完善。     

同水域行政区 建议交叉问责

广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建议，对承担饮用水源保护任务的重点地区，实施环保业绩前置的领导干部考核办法。在分组讨论中，有政协委员建议，处于同一水域的行政区，可以实行互相交叉问责的制度，由这一行政区的环保部门监督另一行政区的环保工作，以增强问责制的刚性。     

论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机制的完善

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处置的关键是完善行政问责机制。本文分析了建立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的必要性,进而讨论了完善这个机制的措施,以期对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处置甚至预防做出有益的理论探索。     

我市出台内地首部“官员问责制”法定政府规章

我市出台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日前开始正式实施，这是中国内地第一部以法定化的政府规章形式出台的“高官问责制”，标志着中国开始为官员问责建立法制保障。     

基于公共资本资产问责视角的非营利组织治理

相对于营利性组织而言,非营利组织的治理具有特殊性和内生性障碍。文章从非营利组织资源的公共资本资产属性出发,通过梳理非营利组织治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系统分析了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相耦合的组织治理架构,并指出,非营利组织有效治理的核心是公共资本资产的运营问责,而业绩评价和信息披露则是问责得以落实的两大基础。     

对泰州市提升政府执行力创新实践的研究——以海陵区“公开评议实权科长”为例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是保证政令畅通的前提条件,是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正真落实到实处、产生实际效果的根本保障。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心所在。而在这一时期,政府的执行力却存在大量不良现象,诸如:部分宏观调控乏力、政策执行低效、政令不畅、办事效率不高、不作为、乱作为和官僚主义现象存在等问题,这都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有着重大的现实紧迫性。实践证明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提升政府执行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推行行政问责制,作为党纪、国法的重要补充,可以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推行行政问责制,使政府的管理手段得以创新,可以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推行行政问责制,为民众、其他国家机构、政党、媒体和社会组织等问责主体,参与政府管理和监督政府权力运作提供了一个渠道,可以不断提升政府执行力。泰州市海陵区在对机关作风建设进行综合研判的基础上,针对机关干部服务群众温度不足、干事创业力度不大、行政效能速度不快等"上急下怠、上热下冷"现象,积极探索实践了推行行政问责制的创新形式——公开评议实权科长,有效地提升了基层政府的执行力。     

长沙公共机构不节能将“一票否决”

从3月份开始,长沙市推行严格的公共机构节能考核。在智能化传感系统远程监测下,完不成节能任务的公共机构,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将被行政问责和绩效考核一票否决。     

权责结构与领导批示: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分析——基于2005年以来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官员问责的混合研究

根据中国政府组织行为的特点,以2005—2017年发生的59起安全生产事故中被问责的高官为研究对象,通过logistic回归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混合研究方法,超越个案的特殊性揭示导致官员问责职级差异的条件组态和作用机制,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并聚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问责职级结果做出阐释。回归分析发现,领导批示与责任结构是决定官员问责结果的关键因素,对官员问责结果影响显著。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进一步探究高层注意力与权责结构在个案层面的作用机制,发现了两条典型官员问责组合路径。研究结论对理性认识我国官员问责背后的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为官员问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行政主体理论的反思与完善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确立,突破了以往"行政机关范式"研究的框架束缚,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然而随着实践的推进,行政主体概念的内在要素遭到冲击,在创新社会公共治理方面的局限性突显。因此,我国应该在行政主体的概念中引入"行政任务"要素,并重新明确行政主体制度的功能定位。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老年友好型旧城公共空间影响因素研究 ——以北京大栅栏地区为例

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旧城区的老龄化问题凸显.通过分析老年人需求和旧城区公共空间特点,总结归纳影响旧城公共空间的6种要素,同时,对大栅栏地区老年人问卷调查,利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得出老年友好型旧城公共空间的相关影响因素,以期为老年友好型的旧城公共空间设计及建立老年友好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建立问责制度体系 促进科研诚信建设——以《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为例

《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开出的治理之方。《办法》符合国际科研诚信问题研究的发展趋势,是加强我国科研诚信问责的制度保障和行动指南。从问责的视角来看,《办法》在法律效力等级上属于部门规章,其问责效力作用的主体范围包括责任承担者,追究责任的机关和不特定的机构、组织,问责效力作用的客体是基于问责对象与问责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办法》对于学术不端行为问责涉及的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都有所规定。高等学校应依据《办法》的授权和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形成"明责-知责-追责"的完整问责制度体系,切实抓好科研诚信建设。     

网络公民问责:优势、问题及对策

网络公民问责是信息时代的公民问责主要形式之一,其根本特征就是直接性、平等性、开放性、超时空性、快捷性、廉价性,有其基本优势和基本问题:网络公民问责真实和虚拟界限存在着的模糊性,这样使得公民网络问责具有欺骗化与非理性化的特性;网络政治参与还可能造成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网络政治参与由于存在着对自由过度追求,容易产生网络暴力;公民网络媒介素养的缺失会带来无序问责;网络公民问责还能引发一些官员对网络的极端情绪与问责的策略性行为;网络公民问责还容易引发网络群体事件。     

政府审计保障预算问责效力的逻辑与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预算制度能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完善的预算问责机制。文章首先提出一个包含责任政府、中国式分权和政府审计等范畴的概念框架,然后结合中国预算问责制度运行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政府审计保障预算问责效力的逻辑与路径,为"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的信息保障和权力制约功能,保障预算问责效力提供一定的思路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