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合并商誉会计核算问题的思考

文章研究了相关会计准则关于商誉确认和计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根据对新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会计处理和计量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合并商誉初始确认方面,主并方合并成本和被合并方净资产难以公允计量,并且没有计量负商誉;在合并商誉后续处理方面,存在减值测试时点唯一、资产组难以确认和难以在资产组合理分摊等问题。从初始测试和后续处理两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提高会计人员素质、负商誉分情况处理、增加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时点、扩大资产组的认定范围以及合理分摊合并商誉等,以期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参考。     

商誉减值在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中的列示

近年来高溢价并购浪潮不断掀起,在高溢价的背后蕴藏着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现行会计准则对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和合并报表商誉减值的规定是两条线并行,个别报表中商誉减值反映在长期股权投资减值中,而合并报表中商誉确是以购买日的商誉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因此当前会计准则并未将两者减值综合考虑进来,不利于实务工作者理解和操作。文章通过案例分析,试探性地找出个别报表中商誉减值和合并报表中商誉减值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以期为完善相关会计政策法规提供思路。     

商誉这颗“雷”:减值还是摊销?

笔者通过梳理会计学和会计实务中的商誉概念及其计量方法,总结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的商誉确认与计量规则,提出应该基于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和收益确认观念来思考商誉减值还是摊销的问题。笔者认为,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的逻辑和发展方向,商誉不应该进行摊销,而是继续采用现行的减值处理方法;但若考虑商誉会计处理中的实践问题和当前财务会计从以利润表为中心向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混沌特征,则可以把商誉视为一个"费用库"(而非资产)进行分年度摊销(同时减值测试),抑或一次性处理。笔者认为,如果A股上市公司2018年之前的商誉减值会计处理被操纵了,有巨额的减值损失未被确认,那么,即使商誉减值改摊销也并不能排掉商誉这颗"雷",因为商誉摊销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减值准备。当然,如果我国资本市场是有效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中"爆炸"的商誉"雷"并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雷"。笔者还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并不是采用权益结合法来处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是采用"历史购买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的。     

企业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披露合并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合并商誉信息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合并商誉减值当期计提信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甚微,对投资者的决策参考作用较小,但在长期内合并商誉累积减值信息对股价有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合并商誉及其减值信息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公司应合理核算商誉,规范合并商誉会计处理过程,完善合并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     

业绩“暴雷”与并购商誉会计计量——基于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的分析

巨额商誉减值造成近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暴雷"现象频发,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并购商誉会计计量问题的激烈讨论。文章在梳理商誉形成与计量的基础上,对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进行国际比较与讨论,通过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研究发现,收益法估值模式为高额商誉的确认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商誉的资本化处理模式形成巨额减值的"堰塞湖",商誉"只减值,不摊销"的后续计量模式存在人为干预的可能。基于此,对我国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提出建立追责机制、提高商誉估值准确性以及商誉初始计量采用费用化模式、后续计量采用摊销与减值并用模式的政策建议。     

商誉后续计量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业务激增,高溢价并购形成了大量的商誉,A股市场隐藏着巨大的因商誉减值导致的企业亏损、业绩下滑的风险。为强化对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证监会发布了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回顾我国现有商誉及减值的有关准则及其实际执行情况,审视国际上主要准则制定机构对商誉及后续计量的规范过程。本文建议从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流程入手,防范高溢价并购的发生;通过制定和完善商誉会计准则及相关指导文件,规范商誉后续计量行为,实现规范商誉及减值业务的处理、化解企业风险的目的。     

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动机及后果探析

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经济资源,商誉反映企业并购资产的潜在减值,是外部投资者评估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现金流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基于商誉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诸多学者对商誉及其减值会计处理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以理论探讨为热点,关于商誉会计处理实务操作方面的研究较少。为使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方面的研究更加完善和全面,本文从商誉会计制度的发展变迁入手,选取案例企业并基于盈余管理和顺周期效应视角开展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动机及后果的分析,挖掘案例企业有价值的信息,对健全商誉理论及企业实践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减值制度对商誉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商誉和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进一步检验计提减值对商誉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商誉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市场能够识别并认可商誉价值;但商誉减值信息却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计提商誉减值使得商誉本身的价值相关性有所降低,减值测试制度下的商誉减值缺乏信息含量,违背了准则制定的初衷。     

商誉确认与计提减值相关会计问题探析

从客观的意义角度讲,商誉是企业中人、财和物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最佳状态。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提高和市场竞争力度的增强,企业并购现象也逐渐增多,因此解决与商誉确认和计提减值相关的会计问题已经成为了现今商务界资产家确保个人资产的重要前提。本文将从会计准则中导入方向理念、实际角度对商誉的确定过程和企业计提减值中所遇到的会计问题进行探析。希望可以通过对商誉确认与计提减值的会计问题分析,进一步强化企业管理,并且为企业后期的发展在财务方向上提供一定的支持。     

商誉会计文献评述

萨斯卡·博宁和马丁·格朗姆于2014年在《社会科学研究网》(SSRN)发布的文章《商誉会计:文献评述》(Goodwill Accounting: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对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引入商誉"单一减值法"后,各国学者有关商誉会计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综合评述。研究文献涉及商誉会计准则的发展、商誉是否满足资产定义、商誉"摊销法"和"单一减值法"的影响等方面。本文对其中较高参考价值部分进行了编译。     

净空高度法在商誉后续计量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A股掀起并购潮,商誉的计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题。针对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存在的理论缺陷,本文基于IASB提出的净空高度法设想,结合目前我国A股市场商誉具有的特点,提出从理论上改进现行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将收购前未被确认的净空高度账面价值计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中,通过比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与资产组含商誉含净空高度的账面价值,判断资产组是否减值,从而使得商誉减值确认更加准确及时。本文通过案例演示整个方法的计算过程,并对方法做出了评述。     

疫情下上市公司会计商誉思考——从瑞康医药会计商誉“爆雷”说起

本文从瑞康医药商誉"爆雷"事件的背景出发,基于我国商誉的发展现状,分析疫情对会计商誉估值造成的冲击。本文提出相关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在疫情期间,不要将盈利能力下降作为商誉减值的唯一依据,以期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与商誉减值披露——基于短期市场反应视角

文章选取我国2001—2012年披露商誉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比上市公司在披露商誉减值信息前后公司股价的异常回报率及其变化,探究投资者对商誉减值信息的短期市场反应,并进一步研究有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公布商誉减值信息的短期市场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异常收益率的均值和极小值在事件窗内会呈现出"V"字型变化趋势,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在短期内导致市场显著的负面回应,且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加剧了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负面回应。     

商誉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

近两年,市场经济发展态势放缓甚至下行,2018年年底,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会计监管提示,使"商誉"这一类特殊的资产引起广泛关注。商誉的存在及商誉减值会引起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经营状况及成长性的思考而采取不一样的决策行为,由此对应地会影响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对于不同融资方式下的融资成本,商誉所带来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本文分析商誉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系,研究如何应对商誉产生所潜在的消极影响,旨在帮助企业认清商誉及其计量对融资成本造成的影响,从而能够提前加以防范、规避商誉对融资带来的消极影响。     

论商誉的资产减值对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

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有可能影响净利润。去年,多家A股上市公司由于商誉"黑天鹅"影响净利润而导致业绩跳水。企业在收购一家子公司的时候,针对子公司无形资产的估值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估计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出现高估值和高业绩承诺的"双高"情况。商誉初始计量以及确认的难度很大。本文对商誉的资产减值影响企业业绩进行研究,多角度为商誉研究提供新的证据,为管理当局提供合理的商誉会计处理参考依据。     

商誉会计准则发展与比较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合并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企业合并中出现的商誉问题。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会计国际趋同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我国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新的企业合并会计准则。文章研究了我国并购商誉准则的发展,对新旧商誉会计准则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中外会计准则对商誉处理规定的异同点。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行商誉准则虽与国际准则逐步趋同,但仍具有自身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商誉会计准则相关研究作了展望。     

企业商誉现行处理规定的弊端及其改革建议

以政治经济学资本价值循环及周转理论为基础,分析指出了商誉作为一种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必定会有损耗,损耗的这一部分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会随之转移至成本费用,并随着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循环与周转,进而得到补偿。当前会计准则虽然允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但税法不允许商誉减值在税前扣除,从而使得商誉投资陷入沉淀,导致企业的这部分投资补偿不足,对企业的经营产生负面的影响。文章采用规范研究方法,演绎推理和比较分析了会计与税法规定对商誉的差异原因,进而提出商誉摊销和税前抵扣的改革建议。     

商誉减值问题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并购重组浪潮迭起,并购交易总额逐年攀升。随之也产生了大量"高估值、高溢价"的并购现象,上市公司中商誉规模在不断增加。并购商誉问题已逐渐凸显,尤其是巨额商誉减值已经成为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的一项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如何使因商誉引起的相关财务信息更客观地反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企业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当前商誉减值准则存在的缺陷以及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完整等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商誉分解计量方法思考

本文从商誉的现状及现行准则下商誉计量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商誉分解计量法,依据商誉的属性将商誉分解为"资本化"和"费用化"两部分,资本化部分仍进行减值测试,费用化部分分期进行摊销;并将该方法实践应用于蓝色光标并购博杰广告的商誉计量,与现行准则计量方法进行对比。商誉分解计量法旨在抑制商誉初始确认金额虚高问题,去除商誉泡沫,增强商誉信息的有用性。     

论商誉与企业价值

随着企业并购等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商誉信息。商誉是一项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引起企业股票价格的波动。为了研究合并商誉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本文以我国A股披露商誉信息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获取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别研究合并商誉与会计盈利能力以及股票市场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商誉与会计盈利能力以及股票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