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盐商的社会定位

清代的中国盐商,拥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具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形成了众多的商业资本集团。在中国社会的构成中,盐商家族聚合成极为活跃的组分,对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大众心态、社会文化,都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通过纳课、报效、捐输,成为清廷财政的支撑者;他们通过出任总商和组织行帮、会所,编织经济运行网络,成为地方经济的操纵者;他们通过大量社会活动和捐资,成为社会事业的倡办者。同时,清代盐商家族的心态、理念和社会行为,亦给社会发展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     

报效与捐输:清代芦商的急公好义

在清代,除了"盐课"之外,盐商还要在国家急需时,以报效和捐输的名义,交纳数额巨大的银两,堤内损失堤外补,盐商在"报效"和"捐输"一定数额的银两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回报。"报效"和"捐输",尽管从形式上说同是盐商向国家情愿缴纳大批款项,而在名义上却是不同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报效的对象是"国家庆典和大工大役",得到的政治回报一般是"给予实职官阶,铨补班次"。     

浅析乾隆时期长芦盐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长芦盐商的财势，在清代康、雍年间最为显赫。进入乾隆朝，便向下滑落。乾隆接位六年后，就对长芦盐商进行巧取豪夺，诸如捐输报效，迎幸驻跸，加征盐课，无本取息，转嫁参课等等，都是宰割长芦盐商的刀把子。至乾隆末，原有的长芦盐商纷纷破产，没有破产的也都负债累累。清王朝到了乾隆时期，已经由盛转衰，作为封建经济重要支柱的盐商，也难逃破败的厄运。     

红顶盐商王朗云

盐商,是中国历代商人中最为富有的群体之一。随着盐业生产的发展,盐业经济的繁荣,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盐商,发迹起家,富甲一地。“五方之贾,以财相雄,而盐贾尤炽。”(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二一《贾客词·引言》)他们拥有巨额的财富以及巨大的能量,形成众多的商业资本集团。特别是清代以后,盐商们通过纳课、报效、捐输等方     

晚清的两淮盐商

清代前期,两淮盐税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两淮盐商是国内最大的封建商业垄断资本集团。随着清代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两淮盐商资本集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清代前期两淮盐商的情况,学术界己作过一定的研究。本文拟就晚清两淮盐商的特点及其与清王朝财政经济的关系,略作论述。     

清代徽州盐商的文化贡献之三：园林聚会

徽州盐商举办的园林聚会是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发生于盐商的私家园林,却得到广 大文人的支持和响应。故其社会意义已超出其艺术价值本身。徽州盐商则更将园林作为资助文人探讨 学问的场所,以致有大量文人馆于其问。这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江春之前, 两淮间的杰出人物是马曰琯。康、乾皇上南巡,均曾为盐商园林赐诗、赐额。热心参与并积极肯定盐 商园林聚会的文人代表有卢雅雨、袁枚、阮元、凖泰、曾燠等。郑板桥等人鄙视盐商文化行为的举动,既是 其落伍的表现,又有其性格上的弱点。本文还提及清代徽州盐商在戏曲艺术等方面的贡献。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两个城市的背影——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的比较研究

清末民初,盐商在商人群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两大盐业重镇的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如何运作政策、运作市场,乃至他们在致富后捐输报效的目的,文章作了深人的比较研究,并指出：无论是扬州盐商,还是自贡盐商,他们的发轫和衰败,都与国家的盐业政策有着密切关系。     

清代榷盐体制下的官商关系

榷盐体制下,清代盐官与盐商之间长期以来保持着一种极其微妙、复杂的关系。盐商要保全其食盐专卖特权,离不开盐官的支持和庇护;而盐务官员要想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自身的体面生活乃至中饱私囊,又必须依赖于来自盐商的贿赂及其不可或缺的课税收入。在这一复杂的相互关系当中,盐官通常处于优势地位,当其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时,他对待盐商的往往是压迫与剥削。     

明清时期扬州盐商与封建政府关系

本文从盐赋是封建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明清封建政府设立重重机构征收盐课入手,论述了各级盐务官员视扬州盐商为可啖之物，肆意婪索刻剥，贪墨狼藉。扬州盐商为了自身经济与政治利益，与每级盐务官员相互交结。狼狈为奸。他们相互为用．上曦皇上及中央户部，侵吞了大量国家财产。扬州盐商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又打起了“捐输报效”的旗号，以求取得皇上的恩宠和耀眼光环。这种恶性的循环，造成了扬州盐商致命的祸根。     

顺治年间河东盐制度变迁与绩效分析

清初盐制承袭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制定的纲法,并继续发展变革。顺治初年河东盐区“畦归商种”变革后,盐制日趋成熟,形成商制、商收、商运、商销的格局,成为清初恢复和发展较快的盐区之一。明末至清初,盐制变迁的趋势表现为产权制度和经营形式的适度放松,政府宏观监督和控制力度的加强。河东盐区从明末纲盐法到清初“畦归商种”的制度变迁,较完整地呈现了上述变迁趋势,并由此对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长芦盐业与天津的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

本文从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长芦盐业对天津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从政治上,长芦盐在对天津的行政建制和行政管理上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河县、香河县和宝坻县的设置与长芦盐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长芦盐管理机构与中央政府关系特殊,其移到天津后管理者也监管地方行政事务,进一步沟通了天津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清末成为构筑北洋军阀崛起和北洋政府的基础;另外,盐业管理者、盐商等参与修筑城墙、桥梁、街道、花园和寺庙,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经济上,盐业不仅是天津经济的主要支柱,更为重要的是盐业的产销促进了天津城市初期的发展,并从增强天津的吸辐能力和自身的经济实力等角度,说明长芦盐业对天津工商业城市与经济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最后,简单概述了长芦盐业与天津城市性格的关系,认为盐业管理者、盐商与中央政府的这种相互利用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天津城市性格中来自代表国家的中央政权影响力和控制力等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这也许就是北方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进程的特征。     

清代广东盐商捐输的流向分析

清代广东盐商通过经营盐业积累一定财富后,往往会采取"捐输"的形式来回报社会。纵观其捐输和卤本生息的流向,主要用于军饷、缉私、捕盗经费、育婴堂等地方公益事业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全和资助了地方公益事业。     

清代前期解池的“畦归商种”问题

解池的经营源远流长,其所有制在历代大致以官控形态为主,至多在产权上有所放松,以利"丰产"。明代已出现商民自备工本参与生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清代前期解池的产权进一步放松,演进为"畦归商种"。施行"畦归商种"后,解池成为清初恢复和发展较快的产盐地之一。但是由于清政府的不断加引和增课,最终导致了解池经营的周期性疲惫。在解池经营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又别无良策的情况下,"课归地丁"改革又被提上了日程。     

中国与西欧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比较——以“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为典型进行探讨

通过以＂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为典型,同西欧的情况相比较可看出：西欧虽在中世纪以后由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却仍属于自然经济社会的范畴。它是在产业革命以后才开始由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过渡的。西欧在产业革命以前,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银行、汇兑、复式簿记、股票、海事法庭等技术性措施,可被看作是那里商品经济社会萌芽的表现（导致当年西欧信贷技术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是那里的东西方贸易不平衡,出现贵金属货币严重短缺的现象）。中国在明清时期也有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技术性措施,它们也同样是中国商品经济社会的萌芽。为便于做中西萌芽的比较,本文以＂明清淮盐经营与徽商＂为典型,提出九个方面的例子。     

永岸盐业与春秋祠关系初考

叙永地处滇黔要道,为川盐运销贵州的必经之路。清雍正年间,川盐立岸,叙永设永岸,由陕西、山西盐商集资修建的晚清古建筑春秋祠是永岸盐运行业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永岸盐运业的活标本,本文试图挖掘出春秋祠与永岸盐业之间内在的联系。     

清末丁宝桢四川盐政改革及启示

盐业作为支撑四川经济的重要产业,盐政的优劣直接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计。道光、咸丰以来,四川盐政废坏,岸区倒悬,私盐泛滥,税课亏损,积弊重重。作为封疆大吏、中兴名臣之一的丁宝桢,在1876年升任四川总督后,针对川省当时的盐政积弊,深入调查官场民情,在任其间,雷厉风行地在四川推行盐政改革,实行官运商销制度,成效显著,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创新求实精神,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