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方式之辨析

当今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方式也层出不穷,如何对新生犯罪行为进行准确定性,从而实现罪刑相当的效果,是该类案件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本文结合部分案例的解读,以期对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司法实践中"破坏"行为的辨析提供参考和启示。     

浅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

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频发,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企业向众多存款人"借贷"的现象。由于本罪罪状模糊,构成要件难以具体阐述,司法实践与民间金融相脱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便有扩大适用的可能。本文从司法实践困境切入,明确本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     

论针对酒驾行为“碰瓷”案件的罪名适用分析

在司法实践当中,交通碰瓷行为一直有所争议。社会发展的同时,交通碰瓷行为也更加多样化,甚至有些不法人员以碰瓷为职业,通过欺诈、恐吓等行为,非法占有他人钱财。酒后驾车者"碰瓷"案件通常发生在机动车和机动车之间,通过对案件犯罪的具体特征、行为方式等进行分析,有助于案件定性,厘清犯罪构成。从犯罪性质认定的角度而言,以"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为依据,判断事故是否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以"双方车辆的碰撞情况"为依据,判断相关人员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意图,以"索要钱财的手段"为依据,对被害人交付财物的心理及暴力性程度作出判断,从而界定案件。     

对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犯罪构成的分析

由于认定上的困难,刑法中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却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的适用,导致危及飞行安全的一些暴力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惩治。本文基于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试图对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进行界定。本文明确了本罪犯罪主体和客体的范围,将该罪的犯罪主观方面限定为过失,对犯罪的客观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尤其是对暴力、危及飞行安全和严重后果的认定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思路和建议。若本罪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适用,必将有效地遏制愈演愈烈的"空闹"现象。     

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探析

故意伤害罪属于司法实践过程中比较常见的犯罪类型,在每年的刑事案件中故意伤害案件占据着比较大的比例,同时也属于社会公众接触较多、关注较大的一种犯罪类型,此时对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给予重视尤为关键。本文将会从一般殴打行为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寻衅滋事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三个方面来探究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情况,以提高故意伤害罪的认定准确性,在保护人权的同时,实现司法公正。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研究

近几年来,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态势严重,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究极为必要。本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现状介绍以及立法沿革的梳理,知晓了本罪的案件数量增长状态以及增设本罪的由来。通过分析可知,对于司法实践中以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应进行范围限制,死者的信息不应属于保护范围。对批量个人信息数量认定采取推定方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针对本罪行为方式的非法利用、使用以及非职务的收集行为,应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论敲诈勒索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区分

敲诈勒索罪与"强拿硬要"型寻衅滋事罪在犯罪构成方面总是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敲诈勒索罪在客观方面上主要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手段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寻衅滋事罪主要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其中第三种表现形式是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与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极其相似,因而给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关案件的认定带来很大的难度。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罪在构成要件方面上的区别,并结合相关案例对两罪进行合理的区分,希望能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两罪的认定有所帮助。     

论外国刑法中暴行罪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故意伤害案件多发,但我国刑法中对于此类事件定罪条件要求较高,对轻微的暴力犯罪行为并不能进行很好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同时我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不仅要求有伤害行为,而且还要求有伤害后果,但现实中往往因为伤害结果未达到标准,致使某些令人愤慨的暴力案件无法入刑。无疑,在我国刑法中增设外国刑法的"暴行罪"迫在眉睫。     

刑法91条主体范围探讨——以学校私分伙食费为例

《刑法》第91条第2款在界定公共财产时规定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人民团体中管理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视为公共财产,但并未明确提及国有事业单位,导致司法实践中学校管理层以学校名义给老师发放晚自习津贴、生活补助、奖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罪的争议。从民法所有权角度、当然解释、扩张解释角度以及司法实践角度说明增加国有事业单位这一主体的合理性,建议增加国有事业单位,以消除今后司法实务中再次出现类似争议。     

“放贷取息”新型受贿案件认定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新型的贿赂案件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市场上的经济往来方法被引入进了受贿作案的手段中来,出现了利用"放贷取息"的方法收受贿赂的社会现象。对于这种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对特定对象进行"放贷取息"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如何计算数额,以及界定罪与非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务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上述问题,并立足于司法实践的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