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的合理性——以物权变动方式为切入点

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学界中一直是一个争议问题,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司法界也同样引起了争议。具体表现为,同为无权处分合同之效力问题的案件,在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往往出现不同裁判,此现象实际上是对《合同法》五十四条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产生的误解。而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不只是一个合同法领域的问题,同时与物权法理论中的物权变动理论密切相关,要厘清上述两法中的矛盾,正确理解两法关系,就必须对我国物权变动理论有正确的理解。本文以物权变动方式为切入点,试图阐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与《合同法》的关系,以解决实务上裁判不一的问题。     

解析我国实证法对物权行为理论采取的规范立场

物权行为理论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美感的理论,但是多年来关于它的论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肯定者不能解答否定者提出的质疑,否定者也无法忽视该理论的重要价值。本文仅仅试图通过对物权行为理论和各国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简介,从实证法角度分析我国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规范立场,并对这种规范立场的由来和合理性提出自己的浅见。     

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简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2012年最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三条备受关注。因为第三条一改往日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的论调,认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为有效。不少学者为此甚至发出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已经被废止的论调并针对此问题引发了激烈论战。从最高院的态度转变中,我们可以从中显而易见的发现,我国法律已经在事实上引入了"物权行为理论",摒弃了以往的"债权形式主义",转而实施"物权形式主义"。     

浅谈《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对物权变动之影响

本文首先分析了诉讼时效与物权变动的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对物权变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物权立法中的重要性

诞生于罗马法时代的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律制度的建构基础,也是当今各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物权立法的首要原则。理论和实践证明,物权法定原则对于我国物权制度体系的稳定和财产归属利用关系的明晰至关重要。我国应坚持这一基本原则,以此建立健全稳定的物权流转机制和安全体系,推动社会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商品房买卖中的债权与物权对规划许可变更的制约

针对房地产开发领域屡禁不止的违规变更规划、调整容积率等问题,仅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整治规划许可变更的行政管理模式,不仅难以达到长效管理的目的,而且不利于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自治精神。应考虑采取更具有宪政意义的"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商品房买卖中基于合同取得的债权是相对权,不能直接对抗规划许可变更;基于商品房买卖而获得的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可直接对抗规划许可变更,即便规划许可变更方案符合控规与规划技术标准,也只有在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达到"双重多数"票数后,方可进行规划许可变更。     

租赁权物权化之思辨

严格区分物权和债权的时代显然已过去,债权物权化是当今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其中租赁权物权化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债权物权化的方式。     

论物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我国法律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实质上是确定一种稳定的物权状态,包括物权动的安全和静的安全。物权的静的安全是通过物权公示原则进行维护的,动产为占有,不动产为登记,而动的安全则是通过物权行为理论和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保障。我国立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因而善意取得制度担负起保障动的物权安全的重任。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中为保护非法律行为条件下第三人的正当利益而设的理论和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后来逐渐演变成一切物权变动条件下对第三人保护的理论和制度。     

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具体适用

在夫妻财产契约制"归一方所有"的约定之下,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规则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的法律处理规则也不尽相同,由于夫妻财产"归一方所有"约定的法律性质不仅具有合同的属性,还包含了人身关系的伦理价值属性。在尊重夫妻双方意思自治的情况下,允许其按照约定的方式设定财产的归属和使用,但是不论如何设定,这种约定一方面对内效力需要保护,对外效力需要分情况对待,在充分考虑法律性质、法律条款和社会伦理价值的因素之后,才能实现夫妻双方的约定和社会规则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