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事后抢劫罪加重情节的适用

国内刑法对事后抢劫罪的规定可见刑法第263条内容,在刑法263条中规定了事后抢劫罪应当依照普通抢劫罪的规定定罪进行处罚,此外,刑法263条中还对事后抢劫罪的八种加重情节做出了法定刑升格。这一点是基于司法实践中,充斥着大量事后抢劫行为加重的现象而拟定,但是该条例却并未清晰阐述如何使用以及具体如何适用事后抢劫罪的加重情形,使得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事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定罪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一不同定罪造成的量刑大相径庭,基本的抢劫罪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加重情形的定刑则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本文探究事后抢劫罪加重情节的适用,旨在分析何时适用基本抢劫罪量刑,何时适用事后抢劫罪加重情节定刑,希冀能够为司法实践中的事后抢劫罪量刑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帮助。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的界分

强迫交易罪包含的暴力手段与侵犯财产性,与抢劫罪相似,在实践中如何界分存在争议。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的界分应关注交易金额是否合理、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排除非法占有目的,进而再结合暴力胁迫的程度进行区分。     

浅析抢劫罪的基本概念及认定

抢劫罪不仅侵犯人们的财产权利,而且严重危害人们的人身权利。相对其他财产性犯罪而言,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被称为侵犯财产罪之首。因其常发性和严重性,古今中外的立法无不将其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但几千年来,抢劫罪不仅没有因为重点打击而消逝,反而犯罪数量不断增多,犯罪形式不断翻新,犯罪手段和方法更是层出不穷。抢劫罪的概念及构成,抢劫罪与抢夺罪等相近罪名的区分界定——这些焦点问题在司法实践和学术理论中都有一些难以厘清的困惑,司法实践中也会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价值。本文运用刑法的相关理论,研究比较相关理论学说,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论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区分标准

"两个当场"标准无法清楚的展示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在暴力程度上的差异,符合"两个当场"情形的也可能成立敲诈勒索罪。暴力程度及其原因和目的是区分两个罪的关键。如果暴力行为完全压制了被害人反抗,那么成立抢劫罪;如果行为人的暴力只是加强了对被害人的威胁,被害人出于惧怕心理交付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抢劫罪中,被害人丧失意志自由,而敲诈勒索罪的被害人基于意志自由的表达瑕疵交付财物。当被害人存在过错时,行为人实施暴力的原因和目的是区分两罪的关键。     

论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以“飞车抢夺案”为例

抢夺、抢劫案件在实践中发生频率高,同样是我们的重点打击,这些犯罪行为已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抢夺罪与抢劫罪作为两个独立的罪名被规定在《刑法》中,在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认定犯罪时,必须要正确将抢夺罪与抢劫罪区别开来。如何做到定罪量刑,这不仅是有关于每一个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而且还会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因此,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理得透彻,在司法实践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本文从一个案例出发,对两种对立的观点做了详细的分析。由此引出对抢夺罪与抢劫罪界限的探讨。最后,笔者对上述案例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浅析转化型抢劫的犯罪未遂形态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特殊犯罪现象,属于法律拟制。呈现日趋多发的倾向,严重侵害了公民权益。转化型抢劫罪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存在诸多争议。本文从一个视角探讨转化型抢劫中犯罪未遂的问题,认为转化型抢劫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参与犯处罚原则设定模式比较研究——以我国参与犯处罚原则立法完善为线索

参与犯处罚原则的立法设定模式主要包括两种:一是差别对待模式;二是同等对待模式。差别对待模式试图在立法上实现对参与犯应受谴责等级的差别性预设,差别化的标准主要包括作用标准模式、参与样态标准模式、混合(作用与参与样态)标准模式。"作用─差别化"模式经常性地存在难以区分作用大小的问题;"参与样态─差别化"模式面临事实参与样态与参与犯的应受谴责程度难以通约的制度难题;"混合─差别化"模式则会累积上述两种差别化标准所带来的两种困难。同等对待模式在立法原则上对参与犯均适用分则个罪为实行行为设定的罚则,对于解决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难以区分主从问题具有立法技术层面的借鉴意义。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存在的"多元身份主体共犯之定性难题"是要求参与犯量刑参照系选择"罪名同一"与"就同一性质行为针对不同身份者规定不同的罪名"的分则立法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直接将参与犯从宽量刑的起点设定为"实行犯的法定刑",剔除要求"罪名同一"的观念。     

论不能犯的范围界定

不能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于其不同语境的解读会有不同的理解,对于不能犯与未遂犯需要严格区分,并且在传统认为关于不能犯的三种类型即方法不能、对象不能和主体不能中剔除主体不能这一类型。对于不能犯的内容构造与未遂犯的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不能犯必须限制在主观上存在犯罪的直接故意并且该犯罪能够产生未遂情形的犯罪范畴之内,不能犯和未遂犯核心在于实行的着手上,实行的着手又是关于行为的危险判断上,并因此对于危险的正确理解有利于界定不能犯的范围。     

论法定犯中扩张解释的限制适用

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在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犯是侵犯个体法益或者可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是侵犯无法直接还原为个体利益的集体法益的犯罪。法定犯,相较于自然犯与伦理道德的关联较弱,具有违法性认识复杂、法益性欠缺、我国语境下的罪刑设置不科学的基本特性,与扩张解释存在天然的抵牾之处。但是,现行刑法框架下绝对禁止对法定犯扩张解释的做法并不可行。对于基于体系(解释)协调目的的扩张解释以及对表面构成要件要素和有利于被告规定的扩张解释,由于不会触动法定犯的基本特征和提升侵犯人权的风险,应当允许在法定犯中例外适用。     

论“入户抢劫”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封闭的私人住所,包括自家的院落、游牧人的帐篷、渔民生活其上的渔船、临时租用的用于自己生活起居用的他人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本文运用了刑法中关于抢劫犯罪的定义,来分析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结合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抢劫犯罪中八种加重处罚情形中的"入户抢劫"犯罪的释义。笔者认为,正确认定入户抢劫犯罪,对更好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只有正确认定入户抢劫犯罪,才能发挥刑法有关加重处罚入户抢劫的精神,才能真正地打击犯罪,威慑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群众,保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