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校园欺凌问题分析

基于人口流动的背景,分析校园欺凌的现状特征、形成机理和防治策略。研究发现:(1)在人口快速、大规模流动中,校园欺凌呈现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地区高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居多,欺凌手段、方式和危害更为严重等特征;(2)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的家庭、学校、社会等生态系统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裂变,因而是校园欺凌问题发生的深层次根源;(3)完善人口流动时代的家庭化发展政策、构建与人口流动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促进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成为防治校园欺凌的人口学路径。     

论城镇化进程中“理性经济家庭”的迁移抉择——解释框架及上海郊区的实证

经济快速发展及城乡资源再配置衍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留守家庭成员,这是过去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表象,同时也构成了城镇化发展中的现实困境。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人都从属于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因而需要进行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微观视角研究。无数个体家庭在既定的制度下,会进行家庭的劳动力状况及迁移的成本收益分析,从而做出迁移决策。从微观视角研究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主体行为抉择;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构建理性经济家庭迁移决策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家庭这一城镇化主体的综合考量过程。进而以上海郊区这一既有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又存在本地农民城镇化的典型地域为例,基于实证而演绎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两类理性经济家庭的迁移决策及对家庭存量资产的配置。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人民城市”建设的启示

“人民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人口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专题调查”数据,构建“流动—环境—主观幸福感”研究框架,探讨流动背景下多维度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流动”对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带来负面影响,流动时间长、流动范围小的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第二,流动人口在居住和就业区位选择上存在群体差异,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生活空间逐渐从边缘化社区转向常态社区;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职住空间边缘化特征越明显。第三,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包括城市空气污染、边缘化社区、陌生工作环境等物理环境因素以及社会排斥、居住隔离等社会环境因素。基于研究结果,从城市管理、公共资源配置、社区营造等方面提出建设“人民城市”的建议,以期助力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提升。     

西安市流动人口迁居转职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以8个城中村为例

随着再开发式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流动人口迁移趋势更加明显,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强。本研究从迁居一转职双维度入手,对西安市流动人口迁移路径及其规律进行分析,并采用Logistic模型,从微观层面细化城市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空间利用规律,研究表明:(1)西安市由内到外三个圈层流动人口的迁居路径分别为:圈层内部“交互式”迁移、临近圈层“渐进式”迁移、目的地圈层“集中跨越式”迁移;三个转职时期的路径分别为:集中化与农业人口工商化、多点指向化、多样化与复杂网络化。(2)三个圈层流动人口职住迁移路径分别为:居住中心化一就业多元化;居住新城化一就业专门化(以市场商贩为主);居住集中化一就业专门化(以流动商贩为主)。(3)在职住迁移频率及导向方面,不同社会属性和出行方式对流动人口职住迁移路径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多角度优化策略,为制定更具人性化的城市更新政策、实现高质量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基础。     

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的家庭影响因素分析及相关政策建议

<正>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日趋明显,大量流动人口随迁子女进入城市学习和生活。作为城市二代移民,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也面临诸多适应和融入问题,学校教育即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实现良好的学校适应,尽快融入城市社会,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于城镇化发展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迁子女的学校适应是指流动人口的子女进入城市公     

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迁徙家庭化趋势下,迁移子女的父母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流动和随迁的老漂群体日益壮大,但却成为社会上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不仅承受着体力上的辛劳,还面临着心理上的孤独烦恼与养老困境等,由于群体的特殊性导致其社会融入状况不良等一系列问题。社区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融入是社会融合这一宏观概念在基层的最终反应。本文调研了北京五个社区,对24位北漂老人进行深度访谈,从心理、生活、关系以及社会环境融入等方面开展调查,分析漂族老人的社区交往方面,包括事务安排、生活适应、闲暇安排、与亲友交流、与社区居民交往、利用公共设施与社区参与等;身份认同方面,包括经济支持和未来打算等。研究发现,每一个老漂族的适应及融入过程和程度存在差异,老年人的个人因素、代际关系、社会资本影响着他们的融入过程与结果。帮助老漂族融入陌生的城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在户籍、社保、医保等制度方面完善,也需要社区提供交流与关怀的平台,以及家庭的协同努力,同时,结合社区养老为老服务建设,在完善社区基础服务建设的同时,综合社区养老服务的理念、方法和策略,将家庭资源与社区资源有效协同整合起来。     

北京市城中村流动人口群体状况及其留京意愿研究

以外来人口集聚的北京市城中村的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其生活状况及留京意愿,研究发现年轻化、家庭化、群体稳定性和教育程度提高已成为这部分流动人口的趋势。利用逻辑斯蒂回归分析得到: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业、单位属性、住户就业人数、居住时长、工作和城中村交通满意度等因素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留京意愿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新时期中国开发区流动人口集聚与再流动研究

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和工业化的主战场,是吸纳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空间载体.但是受制于各种政策性、市场性壁垒的限制和约束,开发区流动人口大多处于“半城镇化”的非定居和“城漂”状态,仅仅实现了非稳定的个体就业非农化或者城镇化,而无法实现完全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安居.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利用相关经济与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论证了在全国总体层面上流动人口就业发展和空间分布与开发区的发展和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上开发区是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空间;其次在对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开发区务工者进行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基础上,对新时期开发区流动就业人口的就业流动与再流动特征、居住状态和举家城镇化安居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通过合理的再流动促进开发区流动人口城镇化状态优化的策略建议.     

我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流动人口已形成省内为主、省际为辅的分布特征,省内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人口大省,省际流动人口的迁入地主要分布在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省份,迁出地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人口大省,省际流动人口的迁出分布较为分散,而迁入分布较为集中,省内流动人口多的省份省际迁移人口也会较多.这些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省内人口迁移主要受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省际人口迁移则主要受迁入省的城镇经济发展水平、迁出省的人口规模,以及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