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正>著名心理学家格尔迪曾说过:"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着一种特殊的力量。"席志武在《从<梁启超家书>看梁启超的"父亲"形象及其对当前家风教育的启示》(P1-7)一文中认为,梁启超是一位教子有方的教育家,其家书体现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通过家书充分展现了一位子女学业知识上的引导者、情感生活上的关怀者、道德品格上的垂范者的形象,启示当前的家风建设应在观念上有意识地培育家风,重视家风对子女成长及成才     

家庭教育与孩子自立品格的养成——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启示

家庭教育是孩子人生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孩子自立品格的养成更是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文章以晚清名人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为观察点,发现梁启超特别注重从毅力、勇气与责任三个方面着手来培养孩子的自立品格。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成功理念和方法,仍然能为今天的家庭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     

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出生于乡村士大夫家庭,受儒家传统学术知识教育长大的梁启超,在1890年北京会试期间首次接触到大量关于西学的书籍,后在同学介绍下结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康有为对传统学问的无情批驳和对西学的讲授都对梁启超形成了巨大的震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在晚清内忧外患的境况中再次抬头,加之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梁走上了一条不断寻求变革的经世之路。     

梁启超故居

1996年12月,笔者参加广东省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在新会的活动,并有机会参观和瞻仰了梁启超先生的故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梁启超的遗产保护思想

该文以梁启超游记等文献为依据,钩稽出梁启超的遗产保护思想。     

浅析康有为、梁启超社会教育的异同

本文从社会教育方面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实践进行考察。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康、梁的教育思想及实践表现出了很大的共性和承袭性。同时,个人经历的不同以及个性差异等因素的作用,使得康、梁在推动中国教育发展方面又各有特色。     

浅析梁启超新闻思想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新闻传播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从构建社会制度的高度,阐述了新闻事业的功能。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理论的完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浅析梁启超的舆论思想在微博中的应用

梁启超在中国新闻史上最早提出了新闻舆论监督思想,对现今的新闻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本文以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为基点,以微博为例,探讨梁启超的舆论思想在微博中的应用。     

从中外关系史角度探析梁启超先生的“三世说”

纵观二十四史,古之史官记述历史的方法大同小异,皆是按一朝一代之史事为纲,讲述一朝一代之史。二十四史所见都是君主之史,而不见国民之史。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思想的传入,一些中国学者吸收了西方区划历史的方法,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法,梁启超先生就是其中一个。梁启超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即三世说。即"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     

Writing a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Liang Sicheng and Liang Qichao

This paper delineates a broader intellectual agenda in Liang Sicheng's seminal writings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y linking them to the historiographical writings of his father Liang Qichao, an insightful and hugely influential figur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is broadening of understanding of Liang Sicheng's work is vital not onl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architectural writings themselves, but also to grasping some of the most far-reaching intellectual concern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which Liang Sicheng's contributions are most crucial.     

从北园酒家到梁启超纪念馆

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莫伯治先生从建筑工程实践转入建筑艺术创作。他的第一个作品———广州北园酒家一炮打响，受到专家、领导和市民的欢迎，成为各地名人和官员莅穗时就餐、叙会之所。１９５８年夏天，梁思成先生来广州时谈到：在广州的新建筑中，他最赏识的是北园酒家。他认为当时刚落成的北园酒家是建筑与园林环境融为一体，而又有强烈地方风格的优秀作品（见林兆璋，《岭南建筑新风格的探索》，《建筑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１０期）。一个是“地方风格”，一个是“建筑与园林环境溶融为一体”，使北园酒家的创作获得了成功。北园酒家是在原…     

结构环境,初手经典——梁启超墓园体验释读

通过实地体验后对梁思成1929年设计的梁启超墓园的简朴、现代、动人特征的3个发问和测绘、研究、思考及若干谜题试解,笔者获得关于这一超越时代和同侪的作品设计特征与梁氏早期关于中国建筑特征之思想表述的密切关联性结论,即以环境空间利用配合实物结构技术,营造动人胜景情境;其中关键之处源于梁氏父子深情与对乃父人品、学问、情怀的深刻理解及表达,并依托和作用于体验者的实地亲身感受和情感共鸣,最终成就出这一经典杰作.     

梁启超与清华最初的学术因缘——关于《国学小史》的考察

1920年12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开讲的"国学小史",实为其由政治家向学者生涯转变的重要标志。不过,此次讲学在以资料翔实著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少有的缺失,以及讲义的不见收于《饮冰室合集》,都使梁氏与清华这段最初的学术因缘长期被埋没。笔者根据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国学小史》部分章节手稿,加以《饮冰室合集》"专集"中的相关论著,不但复原出讲义全貌,并进而以对勘的方式,将《国学小史》放置在梁启超自身前后的学术脉络及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对话的现实语境中,意在揭示梁氏先期研究为讲学所作的铺垫,同胡适的竞争对不断完善论说的推进作用,以及全稿由"知识论"与"人生观"出发的两个基本观察点与梁氏有意向后者的倾斜。     

外亦是内：护国战争前后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合离

民国初年梁启超曾与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密切合作,其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便最早刊登于此。《京报》因此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及大约同时的反帝制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作用,成为一份颇具影响力的外文报纸。护国战争结束后,《京报》一度被视为梁之机关报。然而,二者终因在黎段之争中立场不同,渐行殊途。梁启超与英文《京报》的这段合作经历向被忽视,却揭示出内政与外交不可复分的时代特征。勾勒双方的交往活动,有助于理解讨袁前后梁启超政治态度的变化,进一步认识民初在华外文报刊在政争中的特殊地位及护国战争前后中外因素的互动。     

以家之名，饱览人间——论梁晓声《人世间》中的家庭伦理

长篇小说《人世间》是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百姓生活史。梁晓声在《人世间》中描写了亲子、夫妻、手足三种复杂的家庭伦理关系,并且在亲子伦理中发掘亲情的可贵,在夫妻伦理中高扬自由的精神,在手足伦理中表达向善的追求。这种伦理书写蕴含着梁晓声对于家庭伦理的沉重思考。他从中表达了对于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心理,并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看见了潜伏在家庭伦理之中的重重危机,从而展现出其一以贯之的平民立场。     

浙江湖州梁希纪念馆

<正>~~     

梁山印象——梁山汽车客运中心方案设计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筑的地域化表达是建筑师们的普遍追求。汽车客运站作为城市的重要节点,在满足交通中转的功能外,还是表达地域文化、展现城市风采的重要门户。本文结合梁山汽车客运中心的设计分析,从文化引入,总体布局,流线分析、景观营造等方面阐述了基于特定城市文化脉络的设计思路。     

梁思成与《营造法式注释》*——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

宋李诫《营造法式》在很长时期内,是一部无人能懂的天书。中国营造学社为这部书的研究制定了计划, 梁思成等先生加盟学社后,先从清式营造法入手,撰写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之初步。进而探索宋式建筑,从辽、宋及唐代建筑遗例开始,经十数年实例考察与探究,完成《中国建筑史》。后进一步展开 《营造法式》研究,在十分艰难的外部条件下,梁思成先生仍在辞世之前基本完成《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册基础文本。上卷初版于 1982 年,全书出版于 2001 年,为世人学习古代典籍《营造法式》,奠定了具有重大突破性的研究基础。     

明代永充粮长与嫡长子继承——基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的考察

一般认为,永充制乃明初粮长制度之常态,然学界对它的具体实施情况却多语焉不详。吴江黄溪史氏的家族文献为我们深刻了解永充粮长制的实际运作提供了极好素材。为了解决担任粮长所需承担的繁重的赋役负担,黄溪史氏采取嫡长子继承制,通过在家族内部划分大户和小户,来解决粮长的继替,并藉以平衡赋役的轻重。该族在家庙建设上所做的各种实践,或多或少是出于考虑赋役负担与财产之间的连带关系而定,并不纯粹是宗法庶民化的结果。正德嘉靖以后,随着均田均役的逐步实施,原本存在于大户与小户之间责任分割的不平衡被抹平,粮长制度日渐式微,黄溪史氏实行了百余年的嫡长子继承制也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