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的伦理思想研究

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的基本含义包括爱亲、爱人、泛爱众、爱及夷狄,涵盖了忠、孝、义、悌、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主要方法为忠恕、推及、道节。孔子把“仁”作为人们的理想人格追求,而且奠定了“仁”与“礼”相统一的社会伦理模式。     

“译文学”对“译介学”理论评价“误区”辨析

“译介学”与“译文学”作为中国译学与比较文学领域密切关联的两种创新型理论,其间的学术论辩是近几年来颇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在讨论中,有论文认为“译文学”对“译介学”的理论评价陷入了三个“误区”.本文尝试对此进行辨析,论证了“译文学”没有将“译介学”排斥在翻译学范畴之外,“创造性叛逆”与“破坏性叛逆”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译文学”对“译介学”概念的辨析也无碍于对“译介学”总体的高度肯定与评价.     

从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看孔子的“天道与仁”

天人合一、性与天道之贯通是中国哲学的一大主题,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新儒家由于主客二元分立的立场陷入困境.以海德格尔存在论去诠释,天人本无二.孔子思想中的人是存在意义的追问者和开显者,凭借践仁达到对自身存在的澄明.     

《型世言》中“和”类虚词用法分布计量考察

《型世言》中“和”类虚词成员“与、及、并、将、连、共、和、同、跟”等在语法意义及分布上体现出如下的一些特征：（1）到了明末“和”类虚词成员在使用频率上呈现出很大的差异：“与、将、连、并、同”为最常用的5个,“及、共、和、跟”则用例很少;（2）到了明末介词“与、并、将、连、共、和、同、跟”等在主要用法上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和、与、同、并、跟”作为介词,主要用于引导出动作行为的偕同者,“及、共”已很少有此用法;（3）到了明末“和”类虚词成员在介词和连词的分布上已经出现了分工的苗头：其中“和、与、并”作并列连词的用例占了整个并列连词用例的96%,“与、将、连、同”作介词的用例占了整个介词用例的98%,其他的只占2%。“将”只作介词,“及”只作连词。     

《论语》对构建当代人格权理论的意义——基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考

＂以人文本＂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我国即将制订的民法典之中。人格权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民法典中体现人格权的重要性是当前民法界的热点问题。通过探究《论语》一书,会发现,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已经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孔子的＂人文精神＂在《论语》中得到彰显。民法中的人格理论通过＂仁＂得以表现,而孔子的＂仁＂又通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中庸之道＂得到实践。     

关于“译文学”的评价与创新问题——兼与耿强副教授商榷

“译文学”是中国学者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继“译介学”之后做出的又一突出贡献.“译文学”与“译介学”的关系不是《范式创新与本体论话语》一文所断言的“对着讲”的关系,而是“接着讲”的关系;“译文学”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并不是无源之水,它们从中国传统译学和中国翻译实践中提炼得出,既是表达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并非是“满足个人需要的强制性阐释”;“译文学”尝试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不是所谓“局部创新”而是体系创新.     

文化认同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

文化认同是国家、民族认同的基本前提,国家、民族认同则是维系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最终来说文化认同则成为国家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同根同源,在本质上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台独”分裂势力制造文化认同危机的影响,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实现祖国早日统一,海峡两岸必须批驳“文化台独”,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文化认同。     

《论语》中的“其”字用法考察

《论语》中的“其”字共有251处，它句法位置灵活，语义、功能多样，80％以上作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还有一部分作副词、连词、助词。作代词的句法位置除作定语外，还可作主语。     

《红楼梦》中“仁”与“礼”的英译

杨宪益和霍克斯的《红楼梦》英译本给红学的研究及中外文学爱好者留下一笔文学财富。通过分析对比杨、霍译本中的儒家思想基本概念词"仁"和"礼"的翻译,旨在探讨两位东西方学者在翻译时各自采用的包括归化、异化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翻译策略,各自采用的包括直译法、增译及解释性翻译等方法。     

略论孔子文艺思想的构成

孔子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中,通过对《论语》相关内容文本的分析发现：孔子的文艺思想已初成体系,涉及到了文艺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如言与意的关系、文和质的关系、文艺作品的社会政治作用、文艺风格的中和之美等等。分析结果还显示：孔子的文艺思想是以其“仁”“礼”思想为理论基础的。     

“译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建构

王向远先生在“译文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考察辨析并厘清了原有学科理论中的若干模糊概念,又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宝藏中发现并提炼了若干独特的学术概念,从而在“译文生成”和“译文评价”两个层面上提出了一整套相互关联的学术概念与学科范畴,形成了独特的学科理论体系,为译文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既能有效地指导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的研究实践,也具有学科理论与思想理论的创新价值.     

“创造性叛逆”本意之辨及“译文学”“译介学”学术空间之争——兼与刘小刚副教授商榷

王向远教授指出“译介学”在对埃斯卡皮“创造性的背叛”一词借用的过程中,因缺少明确的概念界定而在理论与实践中招致了各种误解,这引起了“译介学”的警觉.有文章认为王向远教授对埃氏和谢天振教授“创造性叛逆”的解读都不够确切,并由此对“译文学”提出商榷,对此有必要加以学理上的辨析.需要指出:王教授对“创造性背叛”原意的追溯并非“误读”,对“创造性叛逆”的批评也并非是为“译文学”开拓空间,“译文学”绝不是否定或颠覆译介学,而是富有创新的深化和发展.     

从字源看“仁”与礼爱之关系

"仁"字的发展及其思想的丰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巫术理性化为"德"以及"礼","礼"的核心为"仁","仁"是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关系的总括,因此"仁"及其字源包含"礼""爱"思想。"仁"字源于"相人耦"之礼,表现"仁"与"礼"互为表里的关系;"仁"字源于"忎"、"",从东夷风俗和重文符号方面分析寻找的"仁"的最初形态即甲骨文仌、夹、化、弔等,这些字的构字部件及构字方式体现"仁"以爱为核心的思想。     

儒家伦理之“仁”与个人的道德修养

阐述孔子伦理思想中＂仁＂与道德的关系以及＂仁＂的修养途径。＂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也是处理日常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仁＂的核心＂爱人＂,要求带着一颗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而建立相互关爱的和谐的人际关系。     

《鸣凤记》与严嵩“奸臣”形象的形成及传播

中国古典通俗文学,尤其是小说、戏曲作品对于对立的“忠奸”双方人物的刻画往往存在着极端化的倾向,又由于它们在市民中的传播广度和深度,兼之大多数观众或读者对于通俗文学作品采取赞同性阅读的态度,使得那些被极端化的“忠臣”或“奸臣”文学形象得到公众的普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感往往难以颠覆。本文从当下史学界对严嵩“奸臣说”争论纷纭的现象入手,探讨通俗文学作品尤其明代传奇《鸣凤记》对于严嵩“奸臣”形象的塑造,及其对严嵩奸臣形象的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论语》看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命观”

以回归文本的方法,将孔子思想的重要载体——《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天"、"命"的含义进行了考察和归纳,认为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持怀疑态度。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命观主要是唯物的,具有十分积极的进步意义。     

《孟子》中“以”的用法研究

《孟子》中的语言比较接近先秦时期的口语,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法。"以"是古代汉语中的一个重要词汇,在《孟子》一书中其用法主要用作介词和连词。作为介词,其具体用法为工具介词、对象介词、原因介词、时间介词;作为连词,其具体用法为顺承连词、因果连词。虽然其作为动词的用法在《孟子》中较少使用,但由于"以"的虚化过程是从动词到介词再到连词,因此对于其作介词与作动词、作介词与作连词划分上有很大分歧。     

施事在被动句中的语用地位－－兼论“被”字在被动句中的作用

根据焦点理论,对被动句中施事及“被”字的语用意义进行了分析。章认为,施事在被动句中有限句外的背景进行对比,以强调施动是此而非彼的作用,因而是被动句中的话题焦点。“被”字是语句线性结构中的基本要素,作为在被动句中引进施事的介词,它具有附带揭示焦点的作用。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启迪

介绍了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主要内容:“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正己正人的执政原则、举贤任能的选官标准和敦俗化民的教育思想,指出了“天下为公”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灵魂,阐述了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孔子与墨子的丧葬思想比较

孔子丧葬思想的根本是基于礼的“仁爱”有差、“尊卑”有别的制度，而墨子丧葬思想的根本是基于利的“兼爱’’无差、“尊卑”无别的制度。由于二者所处时代性的差别，虽然在一些丧葬的具体问题上有相近的观点，但其丧葬思想的根本点是不同的，在“利”与“礼”、“仁”与“兼”两个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思想上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