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立法乃至司法之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并非是十分完善的,其缺失和不足仍然是严重的,这反映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滞后性和程序公开的刑事理念根基的薄弱,反映了立法和司法人员在实现真实,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程序正义价值寻求中的两难选择,本文尝试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出建议。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对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抉择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的价值权衡问题,更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表现。排除非法证据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追求程序正义,维护司法公正。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面对这一不系统、不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又未予以严格遵守,也难以操作,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绝,冤假错案不断滋生。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适应刑事诉讼发展趋势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适用范围、例外及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任何规则,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我国在构建适合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也注重借鉴美国的经验。希望通过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历史、设置理论、适用范围和诸多限制等问题,为读者全面勾勒出该规则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希望我国学术界能正确认识该规则并在未来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体系。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程序研究

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和《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为法定依据,在此基础上细化内容,增加例外情形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应为当事人,确定主体只能是法官。请求排除应在审前程序中的证据交换阶段、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官认证阶段,确定排除在判决作出之前。对证据的非法性,由异议方承担证明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文中称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关、范围、具体程序、证明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近年来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案例,该规则的实践效果不彰已成事实。这其中既有来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诉讼模式的障碍,亦有规定本身缺陷、配套措施未得落实的原因,这些都是未来实践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非法与瑕疵:证据排除的新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该规则同时规定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论行政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通过比较两大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我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建立我国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首先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然后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条款,并采用美国的"绝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     

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构建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情形,但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程序性构建,以使其在行政诉讼中有效实施.     

浅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同时人们对法律意识也在同步提升,尤其是对自己权利被侵犯时,更多的是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证据来源合法与否对造成冤假错案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灵魂,冤假错案不时的出现在人们身边,对人们产生恐惧和不祥的兆头,并进一步吞噬着社会主义司法的公平正义,困扰着司法法官的灵魂。就此本文在我国语境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如何对其进行完善这二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这对于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困境

非法证据在庭审活动的大量滥用,导致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在司法坏境和法制土壤不具备的情形下,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重重,如何规制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的消极态度和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是解决滥用非法证据的两大难题。在程序上构建完善的非法证据上诉制度,能再一定程度上对侦查机关和法院起到纠错的作用,同时确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能对取证行为产生威慑力。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化进程——以《刑诉》和《规定》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侵犯人权方式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继承《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本文试图在剖析法条的基础上,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彰显其进步意义所在。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非法证据"的范围问题。通过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对于"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得知,规则的目的决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制约侦查权之滥用及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是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和根本价值取向。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是我国刑事庭前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庭前会议中存在着多种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符合庭前会议的制度定位,与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相适应.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正和效率的统一,应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原则,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调查、排除和效力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庭审前有限排除"模式.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当务之急是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进行科学定位,解决实务界面临的一些难题.如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及造成的不利后果,以及如何构建我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文章运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回答.     

略论我国民事诉讼认证规则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认定规则规定得比较原则,在体现民事诉讼价值方面显得不够明晰,设立具体可行、完整科学的认证规则确有必要。可从完善、增加证据能力的认定规则,缩减证据证明力的认定规则入手,设计和构建民事认证制度,对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不断加以完善,大力推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和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进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思考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被害人在自己的权利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但当被告人的侵权行为涉嫌犯罪时,被害人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的精神损害却得不到我国刑事法律救济,受害人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附带民事诉讼,也不能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司法实务中,该制度矛盾重重。随着人权意识的觉醒、人本意识的回归精神损害赔偿范围逐渐扩大,法律人性化成为主流和方向。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禁止精神损害赔偿与立法方向是违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应是正当的、必要的。     

浅议台湾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法则——以自白任意性法则为视角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大陆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但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不一定意味着司法实践中违法证据排除的改善,本文研究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尤以自白法则的排除为重点,为中国大陆"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提供建议,并为中国大陆建立自白任意性原则提出几点思考。     

困顿中的民事诉讼电子证据认定

罗森贝克说证据是诉讼的脊梁,审理电子商务纠纷案件的关键在于对电子证据的认定,本文从几个方面入手分析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认定问题。     

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思考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民分离的产物，也是刑、民结合的果实，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众多司法实践已经证明它的不合理之处，从根本上摒弃这些不合理之处的最理想模式是将其从刑事诉讼中分离出去，归并到民事诉讼中。但在目前条件下不宜立刻取消这一制度，而应从多方面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