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城市新区规划的“张力与定力”——哈尔滨新区发展战略规划演进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是我国法定城乡规划体系之外的重要规划类型,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纲领性"的特点。由于其特殊的性质及地位,越来越受到城市研究工作者的重视,甚至出现与相应的城市总体规划"无缝对接"的趋势。本文以城市新区规划"张力与定力"的视角对城市发展战略规划进行重新审视,并对历次哈尔滨新区(大松北地区为主)城市发展战略相关规划进行梳理与解读,以期通过对哈尔滨新区规划具体案例的分析,为我国的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对接"提供一定的理论与实施借鉴。     

论我国乡村规划的合法实施策略——基于《城乡规划法》的探讨

《城乡规划法》在规划体系上将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分列,确立了乡村规划的法定地位,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乡与镇交织发展的现状、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等复杂背景,依法实施乡村规划需区分乡规划与镇规划的编制要点,修订现行的村镇规范与标准;建立差异化规划指引体系;乡村规划的制定和管理必须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相适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体系等。     

武汉市城市设计体系的构建与应用

回顾了武汉市多年来城市设计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探索, 介绍了武汉市城市设计体系的构建,在总体、分区、局部和街坊4个层面与法定规划体系的有效对接,以及在规划编制管理、塑造城市空间形态等方面的应用,期望对我国城市设计体系的建设和应用提供借鉴.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更新编制内容初探

我国目前的城市更新规划与传统城市规划的规划内容和规划方法具有相当的差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尚未能融入法定规划体系。城市总体规划中率先纳入城市更新的控制与引导内容,对于城市更新规划融入法定规划体系具有重大意义。城市总体规划理应积极地应对城市更新给城市规划带来的全新挑战,改革和创新编制内容和编制方法,推动城市更新规划管理逐步融入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城市规划体系当中。     

市场经济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制度的适应性调整

研究基于市场机制下规划作用的基本共识探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变革的深层理论问题,综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土地开发的市场化过程和"筑巢引凤"的城市开发模式,阐明了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市场经济下城市开发和运营的规则,明确指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确定性要求与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是规划过程的内在矛盾,并充分论证了在既定制度和规划框架下功能单元与地块两个确定性尺度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协调法定规划确定性与城市发展不确定性冲突的有效方法,是市场化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城市生态功能区规划与实施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以大伦敦地区和兰斯塔德地区为例

目前城市生态规划的工作重点已经逐步转移到生态功能区的划定和实施,确保生态保护工作在空间上落地、纳入规划管理体系。近年来国内深圳、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纷纷通过空间管制、基本生态线管控等方式,探索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生态资源保护的方法。然而,面临"发展"与"保护"的矛盾,这类生态功能区规划在实施中困难重重。本文选取大伦敦和兰斯塔德两个特大城市地区作为案例进行对比研究,旨在对我国的生态功能区规划实践提供经验借鉴。研究显示,生态功能区规划编制与实施,应注重生态功能区政策制定的刚性与弹性,明确生态功能区的补偿与主动发展机制,构建生态功能区规划实施的法定体系。     

转型期城市规划精细化编制与管理的实践探索——以深圳法定图则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进入转型期.城市规划的编制与管理也逐步向精细化转变.深圳的法定图则以"法制化管理和民主化决策"为主要特点,通过这个平台,深圳一直在进行着一系列关于城市规划管理制度和编制技术的积极探索和努力.历经10年的发展,法定图则工作已经基本成熟,深圳的城市规划也正在逐步向精细化编制与管理转变.     

当前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方法探讨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十分重要的法定规划,是城市规划实施的直接依据。本文从分析当前控规编制和实施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入手,应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高调整率,从规划成果分层分类、规范调整修改程序等方面,提出"编、审、批、调"一体化的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方法建议,使之能够适应规划法制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多元需求。     

法定规划编制体系下的创新规划——谈新时期哈尔滨市城市规划编制工作的几点体会

在新颁布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法定规划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作为依法行政的准则和依据，法定规划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实际的规划工作中也常会遇到一些问题，如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文化体现问题、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实施问题、关系民生的公共安全问题等。从这些问题的出现，可以看出法定规划体系下的规划编制与实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构建与法定规划体系相衔接的绿道规划体系

文章结合珠三角地区绿道规划建设的实践,通过理清各层级绿道规划与法定规划之间的关系和构建与法定规划体系相衔接的绿道规划体系,将绿道规划融入相应的法定规划体系中,使绿道建设变成城市日常建设的一部分,从而达到保障绿道规划建设长期推进的目的。     

对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法定性的思考

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存在法定规划不“法定”和非法定规划受青睐的现象,城市规划编制体系面临改革与完善的困境。需构建以法定规划为核心,非法定规划为技术支撑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新框架。     

公共政策导向下城市总体规划“法条化”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在总结近年来总规编制与实施工作存在问题和总规改革进展的基础上,对本轮广州总规编制工作中开展的"法条化"探索与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广州总规"法条化"工作的本质是对总规公共政策属性的回归,其重点是强化总规内容的可实施性,是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法治化。本轮广州总规按照公共政策"可实施、可监督和可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步开展了三规合一、深化市域三区四线、强化底线管控、创新和规范总规成果形式以及制定总规批后实施指引等探索,是从实践角度对总规"法条化"命题给出的尝试性解答,对于强化总规科学性、权威性和实操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对下阶段总规"法条化"改革可能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非法定规划的实践价值和技术策略

近年来,非法定规划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仍没有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处于探索阶段。综合国内外关于非法定规划的理解,结合我国国情,可以对我国的非法定规划进行定义,即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文中未涉及的,不同于规划编制体系中已有类型,没有法律规定的审批程序和内容要求,不具备明确法律地位的规划。我国的非法定规划种类繁多,因此应从其发展现状、分类情况和现实问题入手,以规划的可实施性为切入点,对不同类型非法定规划的实际作用进行总结,从编制、审批和实施三个层面提出保障非法定规划可实施性的技术策略。     

由深圳规划委员会思索我国规划决策体制变革

1998年《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确立了深圳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深规委")的法定地位,并赋予了对法定图则的审批权,对城市规划决策体制的变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然而,在目前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均面临转型而又错位的制度框架下,深规委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尴尬,文章从国内城市规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规委会")的类型、规委会的本质入手,分析了深规委所遭遇的尴尬,并对这种尴尬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进而为其他城市规委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城乡规划的“执行阻滞”与规划督察

城乡规划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滞",其原因既有体制上的缺陷,亦有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滞后,如不重视规划的执行与绩效评估,规划强制执行权不明晰,依法批准的法定规划不能被严格执行,对"规划行政不作为"缺乏惩戒等等。2005-2007年城乡规划效能监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收效并不理想;程序公正与集体土地问题仍然是很长一段时间内规划督察体系建设的重点。     

From Directive to Legislation,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Rural Planning Evolu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which have been first the collective economy, second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ird the chronological coordina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Meanwhil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statutory planning that guid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i.e., land use planning,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and village and town plan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i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hree periods respectively. Firstly, the period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1949 to 1978 is the embryonic stage of rural planning, during which land use planning was just introduced from abroad, while land consolidation planning and village and town planning had not yet been formed. In this period, rural planning had a strong planned economy feature. The following period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from 1978 to 2003 is the growth stage of rural planning, during which all three types of planning developed their independent preparation, regul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s. In the period of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ion from 2003 to the present, there has been a trend towards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joint development among three types of planning. Based on the rural development history in China since 1949,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three types of statutory planning have transformed in adapt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oward a more standardized, legislated, and integrated mode.     

新时期规划编制类型的多样化态势及成因——暨“工具理性”及“理性批判”的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规划实践中,法定规划体系逐步完善,非法定规划也不断涌现,规划编制类型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态势。这种状态与政府发展观、制度和政策,以及经济增长、民生需求等密切相关。规划在空间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工具性"需求日趋增强,客观上促进了规划行业的蓬勃发展。但规划的"工具理性"并不必然导致规划"价值理性"的实现。因而,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城乡规划,既要体现规划的"工具理性",更要追寻"价值理性";由此就必须鼓励和容忍"理性批判"。     

关于控制性规划的思考

分区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合称成"控制性规划",它是城市规划的核心,是由规划意图变为管理依据的过程.法定图则是控制性规划的法律表现形式,是规划管理的基本依据,实施规划意图的主要手段,是规划编制、立法、管理三者的结合点.工作图则不是法规,但为规划管理提供更为具体的技术支撑,是法定图则的细化、补充,是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工作的依据,可指导编写规划设计要点.     

面向实施、弹性控制的法定图则修订编制方法探索——以《深圳龙华樟坑径片区发展单元规划大纲》为例

深圳法定图则的全覆盖,为规划管理提供了完整的法定审批依据,对引导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圳市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面对城市重点发展战略地区弹性管理的诉求,法定图则的刚性控制规定与法定调整程序对引导片区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与法定图则侧重具体地块详细控制相比,发展单元规划主要在编制方法上进行探索,其侧重从单元角度对规划控制的核心内容进行研究并提出整体规定,因此,从工作要求看,"发展单元规划"可视作法定图则修订的特定类型。本文以《深圳龙华樟坑径片区发展单元规划大纲》为例,围绕规划控制核心要素,在项目中从发展定位、建设项目、市政支撑、经济测算四个方面研究,论证主体功能、建筑总量以及配套设施支撑,从而既符合规划实施管理内容的要求,也为整体开发建设提供较具弹性的管理依据。     

香港特区的混合用途与法定规划

混合用途目前被认为具有一些优点,例如在高密度城市地区减少交通量,特别是机动车交通量,以及便于将新发展项目融入到现状城市肌理中去等。此外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它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可以提供巨大的支持。香港特区在其发展历史上有着自身的用地特征,在应变城市发展情况的法定规划体系指导下,香港形成了以弹性的城市核心区混合用途为特征的高层高密度的城市格局。这套体系表明了政策工具的“看得见之手”如何可以回应和协调市场力的“看不见之手”,从而确保可持续的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