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及Bootstrap法,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机制、代理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第二类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不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分别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以2006—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通过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起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性质有关,民营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     

金融发展水平、公司治理质量与股权资本成本

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质量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司治理治理对股权资本成本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质量都显著影响股权资本成本;公司治理质量越好,企业股权资本成本越低;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公司治理质量越高,企业股权资本成本越低。     

全流通时代下股权激励有效性分析

2005年4月以来的股权分置改革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我国资本市场的所有基本功能得以正常发挥,上市公司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成为现实可能,故对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研究意义重大。文章选取2009—2011年间处于股权激励实施状态中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激励水平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激励股总数及高管所授予激励股占当期总激励权益有益于提高公司价值,缓解委托代理冲突,股权激励公司规模的适度扩大、"两职分离"也有益于公司绩效的提升。     

高管激励机制与会计稳健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

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降低代理成本的主要途径,其治理效应备受关注。文章选择2010—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激励机制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整体上存在会计稳健性,且稳健性特征显著;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降低了会计稳健性,且其降低效果显著;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高管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而负相关关系不显著。研究显示出,旨在降低代理成本的高管激励机制,反而增加了高管虚报利润的可能,降低了会计稳健性。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

文章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和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并运用2009年至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平均比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低;上市公司高管持股比例的三次项对其会计稳健性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高管持股比例的二次项对其会计稳健性存在非常显著的影响,且呈现出不稳定的倒U型关系。因此,企业需要完善股权激励方案,并结合公司自身情况,把握最佳的高管持股比例。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直接影响管理层的激励约束和风险偏好,因而与企业创新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基于PSM的研究设计,实证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从而符合激励效应假说。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主要是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和管理效率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在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激励效果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高管团队断层线、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绩效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断裂带激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2016—201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企与民企1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任务型断层、关系型断层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及薪酬、股权激励对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的调节效应。层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高管在性别、年龄上的关系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强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会弱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高管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以安徽省上市公司为例

研究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7—2012年安徽省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不同的角度分析高管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以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化资本结构的作用,股权激励却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这一研究丰富了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高管激励契约提供了全新视角。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QFII持股表明其更看好该企业的前景,分析师为获取收益将跟进该企业;分析师报告减少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QFII参与公司治理,通过建立有效的的薪酬制度来约束和激励管理者行为,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本文建立QFII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回归模型,并运用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法验证了分析师跟进和高管薪酬在QFII持股影响企业绩效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公司前十大股东中QFII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QFII持股通过增加公司分析师跟进的数量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鉴于此,上市公司应该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以吸引更多的QFII持股。国家应继续积极实施QFII制度,充分发挥QFII提高企业绩效、稳定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     

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智力资本关系研究——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代理冲突严重制约着智力资本的开发和管理,合理的股权结构能够减少代理冲突,研究股权结构、代理成本对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至关重要。如今,制造业正处于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急需理论指导。鉴于此,选取2012—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股权结构、代理成本与智力资本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智力资本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智力资本关系不显著;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的提高能显著提高智力资本的管理效率;流通股比例则制约着智力资本的发展;代理成本对智力资本起显著抑制作用;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智力资本、股权构成与智力资本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股权激励与公司治理:理论、经验与实践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的设计是否可以为公司管理层的雇佣契约和权益资本提供更为安全的治理措施,这一结论尚未得到充分的证实和肯定。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间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股改后实施的股权激励制度发挥了一定的治理效用,且该种治理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及股权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为进一步认识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功效提供了新的解释和支持性证据。政策制定部门应注意治理机制的互补作用,为股权激励制度作用的实施提供更好的环境。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高管权力与高管腐败——基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双重视角

上市公司的高管腐败及其治理是我国反腐败的重要领域。因此,高管权力与高管腐败的关系日益受学者的关注。本文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基于内部控制与外部市场环境的双重视角分析了高管权力诱发高管腐败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越大,越可能诱发高管腐败行为;内部控制质量越好,高管腐败概率越低,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高管权力过大诱发的高管腐败行为;上市公司所在地市场化进程水平越高,高管腐败概率越低,且市场化进程水平越高越能抑制企业高管权力过大诱发的高管腐败行为。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与外部环境是可以约束高管权力减少腐败,降低权力进行寻租的空间。     

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

基于国有企业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文章以2010—2014年期间A股市场上国有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为样本,收集其2009—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高管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及内部控制对两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进一步缓解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及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并购过程中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相应减少,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增强。因此,强化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并购绩效。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     

高管薪酬影响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研究

本文以股东和高管的代理冲突为切入点,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越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越快,高管薪酬通过增加净负债的方式促进资本结构调整;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只在国有企业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下有效;高管股权激励在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方面未发挥显著作用。     

企业审计需求:一个理论框架

以代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一个能包容各类审计主体的企业审计需求理论框架。资源委托代理关系能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降低资源风险,企业依赖于以两权分离为实质的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对委托人承担企业类经管责任,不同的企业类资源委托代理关系下,经管责任的内容不同。代理人是自利人,在合约不完备、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和环境不确定条件下,代理人可能出现代理问题;代理人也是有限理性人,可能会出现次优问题。为了应对代理人的代理问题和次优问题,委托人会推动建立针对代理人的治理体系。各类企业审计,由于其本身的特质,出现在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是一种大概率事件,但并不是必然事件。     

论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下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有积极的影响,尤其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以及强化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另一方面,公司治理对股权分置改革有重要作用,决定了股权分置改革的成败。从而指出,要在利用此次改革对公司治理完善的契机的基础上,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以促进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